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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发展和繁荣以巴达维亚为中心的荷属东印度各个殖民地的城镇。虽然荷兰人没有在巴达维亚建立起成功的教育制度，但是在马特索尔科在其总督任期之内，荷兰的殖民者还是在按照母国的城市经营他们在东方的要塞与城镇。从巴达维亚到开普敦等诸多殖民地，荷兰人建立了市政厅、医院、孤儿院、教养院、兵营以及要塞。

在年的时候，有人描绘这些城镇说“它们像荷兰的任何城镇一样干净整洁，尽管没有那么多精美的房子。”当时的巴达维亚不仅是一座殖民地的城市，而且有绿树成荫的街道和运河，使得欧洲的旅行者情不自禁回忆起尼德兰北方的一些城镇。诗人们以及当地的斗方名士都夸耀巴达维亚是“东方的王后”，博克塞认为这样的名声并非是名副其实的。当时，荷属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将他们的乡村屋子或者别墅建在这座城市的南端，他们在准备退休以后将会居住在这里。由此，乡村变得更加干净，农业的耕地面积也在逐渐地增长。

瓦尔肯纳是最后一位居住在狭窄的要塞区域的总督，尽管后来历任总督办公的地方仍然在要塞里面。在这座城市中还居住着其他的居民，其中不少是来自欧洲的手工艺人荷兰人似乎比其他的欧洲人如葡萄牙人和英国人更善于使用手艺人为他们服务。最初的时候，这些手艺人往往是造船的木匠、捻船缝的工人、制作缆绳的人——这些手艺人往往与航运业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手艺人来到巴达维亚，几乎包括了来自欧洲的所有的手工艺门类，他们居住在城市中的某个特定的地方，年以后居然形成了被称为“手艺人之角”的一片区域。

在这里可以看到有木匠、细木工、家具制作工、铁匠、锁匠、盔甲制作工、枪炮工、火药制作工、铸字工、切割工、石匠、砌砖工、玻璃工、铜匠、裁缝、染工以及珠宝制作工等各种行业的手艺人。每一个行业的手艺人都在自己的头目以及监督者的管理之下相对集中聚集地生活在一起。这些头目不仅管理这些手艺人，而且也管理为公司服务的奴隶，他们是经过特别训练的，与手工艺人居住生活在一起。久而久之，这些手艺人以及在他们手下工作的奴隶都变成了技艺精湛的巧手匠人，他们能够制作出非常精美的兼具巴洛克以及印度或印度尼西亚风格的乌木家具，无论在艺术以及技艺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在城市的风貌上，以巴达维亚为首的荷兰东方殖民地城市也出现了与本国城市相似的迹象。格拉夫在《东印度宝鉴》一书中描绘了在巴达维亚街头漫步的穿着奢华美丽的荷兰妇女、欧亚混血儿妇女，特别是她们在上教堂或者遇到别的宗教节日的时候更是如此，他激烈地批评了她们的过度奢侈，比如她们在丝绸服装上挂了许多名贵的价值不菲的珠宝等等。格拉夫的描绘和批评与一百年以前林斯霍顿对于“金色的果阿”城市中的葡萄牙-印度混血儿妇女的见解和评论是非常相似的。格拉夫还指出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巴达维亚：“只要有尼德兰人生活的地方都是这样。”

在南印度生活了好几年的丹尼尔·哈瓦特于年在科罗曼德尔的普利卡特写道：“城镇本身并非不令人愉快。有许多街道只有荷兰人居住，有一些房子是完全按照荷兰的风尚建立的，在这些房子的前面种植了三排树。无论白天或者夜晚，人们都可以漫步其间，欣赏街景。”荷兰东印度公司尽管在爪哇、锡兰以及摩鹿加群岛建立了拥有一定领土的殖民统治，但是它最终仍然是在广袤的亚洲边缘上的外来政权，即便在它能够直接统治的地区也是如此。对于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来说，在远东的荷兰人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和外来的贸易团体，即便在印度南部，在荷兰人能够控制他们要塞周围的邻近地区，人们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

亚洲社会的人民，不管是印度尼西亚人、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波斯人或者马来人，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时候都与欧洲人建立了接触和联系，但是他们仍然想保留自己的传统和相对静止的生活状态，并不想激烈地改变自己的社会结构。当然，在某些地方，在欧洲人的压力以及影响之下，情况有所改变，比如西班牙在征服菲律宾群岛以后在当地推广基督教，使得当地的大部分居民成为基督徒。但是整个亚洲社会的基本面貌直到19世纪初期仍然没有很大的变化。直到在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俄国革命的连续不断的冲击之下，亚洲人民才产生了自觉变革的意识。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黄金时代，公司于年还在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建立了殖民地。

这个地区被称为“两大洋之间的客栈”。这个殖民地建立的时候正是第一次英荷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占领这片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是为了保护联省共和国与东印度之间的海上交通联系。荷兰人对于好望角殖民地的占领当时最主要的意义是在战略上以及后勤保障方面的，它可以为东印度公司从这里出发或者回欧洲的船只提供淡水和食物供应。由于这里没有黑人劳动力为公司服务，所以荷兰人只得鼓励白人农民移民到这个地方定居，所以这里也就成为除了北美的新尼德兰以外另一个由白人为主要劳动力的荷兰海外殖民地。

这个殖民地开始的时候非常小，后来慢慢地扩展了。特别是在由西蒙·凡·德尔·斯蒂尔担任总督时期，他鼓励白人农民在这里建立农庄、果园以及葡萄园，于是，到这里来的白人移民也就越来越多了，其中一部分移民是年《南特敕令》颁布以后从法国避难来到荷兰的胡格诺教徒，他们再被联省共和国安排到南非移民。荷兰殖民当局努力地向南非引进胡格诺派的移民，致使当时有数百名胡格诺派的移民来到南非。这些来自法国的胡格诺教徒非常想聚集生活在一起，由此维持他们自己的文化身份，但是总督斯蒂尔就是不同意，他坚持要让这些人分散居住在原有的白人移民中间。

东印度公司的管理层与荷兰本国的省政府以及城镇的政府不同，他们没有在南非建立独立的讲法语的教会，也没有建立相应的慈善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文化就迅速消失了。在18世纪的时候，还有一部分来自德意志的白人移民来到南非开普敦，其中一部分从军，另一部分人成为当地的农民。由于他们都没有妻室，来到当地以后，就与荷兰女子或是荷兰人与法国人混血女孩结婚成家。由于荷兰船只往来于好望角一带非常频繁，它们需要的物资以及食物供应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从年至年，每年平均有33艘船只停泊在好望角的港口；从年至年，每年停泊于此的船只增加到69艘。

位于今天西开普敦的斯泰伦博斯城镇建立于年，到年的时候约有个荷兰人家庭定居在那里了。由于荷兰人的居留地不断扩大，在南非的荷兰加尔文派教会建立了3个地方教会团体，它们分别在开普敦、斯泰伦博斯以及达拉肯斯坦，它们都有各自的评议会、学校以及慈善机构。在17世纪90年代，荷兰在南非的殖民地已经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自给自足，并且向巴达维亚等地定期出口小麦，满足巴达维亚殖民地的荷兰人以及要塞的卫戍部队的粮食供应需要。

90年代，由于荷兰的南非殖民地农业生产劳动量非常繁重，所以荷兰人从西部非洲引进一批黑人奴隶劳动力。年的时候，当地只有53名黑人奴隶，但是到年的时候，当地名白人已经拥有名黑人奴隶。在年的时候，荷兰在南非殖民地有名白人移民，其中人居住在开普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