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子收藏
扇面书画是主流，扇骨扇套也可以作为回收
扇子的演变
中国何时开始制作、使用扇子，许多学者认为起源于尧舜时代。但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最早的扇子图像是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战国金银错”铜壶上的奴隶手执长柄扇；最早的扇子实物是湖北江陵天星观楚墓出土的木柄羽扇残件及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篾丝编木制长柄扇。这类长柄扇最初用于遮阳，扇风和驱蚊蝇，也象征着主人的权威，后来又成为仪仗的一部分。
具有实用功能的羽扇出现于周朝，魏晋南北朝时“（上鹿下主）尾扇”、“比翼扇”相继出现。随着丝绢纺织技术的发展，绢宫扇开始流行。绢宫扇又称团扇，泛指由绢、纨一类丝织品制成的圆形或“方不应矩、圆不应规”的各种形状的扇子，所以又叫绢扇、纨扇。由较长的柄和扇面两部分组成，不可拢合，并有别于用蒲、竹、羽等材料制作的圆形扇子。团扇在我国古代非常流行、经久不衰。
中国古代的扇子，先后用羽毛、竹篾、绢、丝等制作扇面，随着造纸业的发展，又用纸糊制扇面，并不断演变创新，展示着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纸糊扇面，运用最广泛的是纸折扇。折扇又叫折叠扇、聚头扇，在我国的出现比较迟。对折扇的起源，学术界争论不休。但不管如何，我国自宋代起已大量制作折扇。由于折扇使用方便而深受人们喜爱，而且花式品种层出不穷，成为中国扇子的主流。
以玩入道：扇中世界
唐文权戏谑地剖析自己仅仅是传统文化的追随者和继承者。他认为，每个人的身上都存有一条有关自身文化血脉的线索，只不过是被挖掘出的早与晚有所区分而已。
美术、绘画、雕塑、设计，是他童年记忆的重要部分。背靠在书房的明式圈椅中，他用手点了点书桌的一边，说人这一生入哪行，从少年起就会出现有迹可循的线索，他与中国扇的相遇也是注定的。“我从没把折扇当成物件，在我的心里，每把折扇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充满生命的力量。”他说，扇中有世界，亦有人生。
中国扇子种类繁多，但真正被收藏家钟爱的却只有团扇和折扇。团扇的收藏不以成扇的形式出现，因扇柄、扇框多已不存。而扇面经各种形式的装裱后得以传世。所以团扇的收藏实际上是团扇书画的收藏。而折扇既有各种形式装裱后的扇面书画，更有大量不同形制的成扇传世。折扇自问世以来便与书画结下了不解之缘。书画折扇在宋代开始流行，在明清两代达到鼎盛。折扇书画因扇面上宽下窄，小中见大咫尺千里反映丰富的大千世界，殊难布局，折痕凹凸挥洒不易，行气构图均需匠心，以至许多书画家不愿在扇面上创作。目前年代久远的扇面书画，已可望不可即。宋元的团扇、明代的折扇，无论书画家名头大小都是非常珍贵的；清代的折扇只要品相完好，书画精到，可不计名头入藏。由于书画扇面需具有一定的功力，所以收藏现代扇面书画，除注意名头的大小，要特别注意作品的艺术水准。小名头画家的作品，只要书画精到，也可入藏。
折扇书画，除了书画鉴赏，扇面、扇股本身也是鉴赏的对象。扇面的形状尺寸决定了书画空间的形式，而制作的材料、加工的方式又影响了笔墨的表现，厂家的生产工艺又使扇面表现出浓郁的年代气息和时尚印记，其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同时也是书画鉴定的佐证。
扇面的纸料以细腻棉韧的宣纸为面，牢固软熟的皮纸为衬，光滑细薄的连史纸为芯。除素面外，有的经过染色，加工等工序，制成各式各样的扇面。其中金笺扇面最具特色，有洒金、泥金、浑金、屑金、雨金、片金等等。金笺扇面以其富丽典雅而备受书画家和收藏家的喜爱。目前新制的泥金扇面，每张数百元，长期供不应求。
扇子扇套也可以收藏
扇套是折扇收藏的配套扇具之一。扇套从少数民族的腰带演变而来，在清代广为流行，但并非系在腰上，而是作为名贵折扇的包装。扇套的面料多为绸缎，上面绣有花鸟、如意、福禄寿、暗八仙等图案，套口系有穿着木珠或玻璃珠、玛瑙等装饰物的丝带。
随着电风扇、空调的普及，扇子纳凉祛暑的作用相对减少，但扇子的身价未受到影响，因为扇子的艺术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实用价值。
一筒废竹妙手成扇
多年前，唐文权在沈阳道古玩市场里看到有毛笔商人把废弃不用的粗竹料便宜贱卖，他一眼打过去，脑子里就冒出了扇骨的形状。说不清为什么，自己乐颠颠地花了五块钱买了一截被毛笔商人视为废料的竹子。回家后他凭想象开始打磨，摸索着做扇骨，完成后竟然造型尚可。更令他没想到的是，初次随手制作的小物件竟得到行内专家首肯，于是渐入此道。
唐文权说，自己最感谢的人就是师父刘宇。当年，他慕名拜访刘宇先生，老先生看了看他做的扇子，觉得还真是那么回事，有点天赋，又觉出唐文权执迷中国传统文化，连说，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于是痛快地答应帮他“改改”。之后，认了门的唐文权经常拿着自己做的扇子给老先生看，制扇技艺在老先生的点拨下也日臻纯熟，而他认真好学劲头也感动了老先生。年春节，唐文权正式拜刘宇为师，成为亲传弟子。
“如法”才是好扇骨
“制扇中有一道工序叫‘火力’，就是扇骨上的两根大骨，不是两个纯平的平行线，而是两道弧线。当时我怎么都抓不到诀窍，那种巧妙无法用科学去量化，这是非标准的，连师父都是凭感觉做出来的。师父虽然不说，但知道我的瓶颈，所以总是当着我的面故意多做几次，做的时候会说哪个地方弯一点，哪个地方平一点，这样扇头才会紧，粘好扇面时才不会散开。”唐文权说，像这样的工艺就必须要原封不动地传承下来，再加以个人的积累与感悟，才能摸到门道。在制扇的工艺上，他独创了“黄花梨随形巧雕”。他认为，绝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一切变革的宗旨是“美”，目的是发展与进步。“在制扇的过程中，我不排斥现代工艺的加入，以达到省时省力的效果，但也坚守手工制作的部分一定要坚持手工，这样才能保证扇子的味道和风骨。”
怎样才算一把好扇骨？在唐文权看来，只需要用两个字来判断—如法。一切符合规律，与事理相契合。“真正的美，一定是符合美学规律，也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折扇虽仅尺余，但工艺精致，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唐文权陆续拿出几把扇子，小到扇钉、扇头、排口和沿边，大到扇骨、篾子、扇面，乃至于与扇有关的扇套与扇坠，一一做展示。“《书继》中载：‘政和间，徽宗每有画扇，则六宫诸邸竞皆临仿一样，或至数百本。’扇面是书法家及文人雅士青睐的文化载体，扇中有诗意，落笔定乾坤。书画圈里自古有‘一把扇子三尺画’之说。意思是说，与扇子相同大小平尺的画，扇面的价钱是画的三倍。我认为是扇面的空间小，布局有局限性，所以需要画家在方寸间的表现要更为精致、复杂、完善。而且扇面的扇纸上要刷一层矾，使扇子在以后的使用中不容易吸水且更为耐用，但这就造成在扇面的书画中的不发墨，水墨的渲染基本达不到，所以扇面题材中大写意较少，但画工要比一般的画更细。” 聊完扇面，唐文权又掏出自己珍藏的各种竹料，再把成品的扇骨并排摆在一起作对比。“中国人对扇骨的制作算得上出神入化、登峰造极。在有史可查的传世古董扇中，紫檀、乌木、玳瑁、象牙、斑竹、兽骨，可以说，一个小小的扇骨，囊括了竹木牙角的纷繁世界。再说工艺，一把扇子从扇骨到扇面能涉及有十几种工艺，比如硬木锉银丝、竹骨阴刻、留青、沙地、高浮雕、浅雕、毛雕、微雕等，基本上能用于器物的中国传统手工艺都可以在扇骨上体现。”唐文权感叹，制扇是个特别考验人的耐力和悟性的活计。
修旧如故唤醒扇魂
“一把老折扇，几根竹片与一页画，却能让人感受到它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美好和情怀。”扇骨修复，是唐文权颇为看重的一项业务，他总觉得若是能让一把被岁月侵蚀得面目全非的“破”折扇还能有脱胎换骨的机会，那么，它的主人该是多么高兴。
“成全他人，也成全自己。”唐文权如此评价自己的扇骨修复工作。“若论制扇、藏扇、书扇、画扇，在全国来讲虽是小众，但终究有人为之。但论扇骨修复，全国可能没有几家。”他用两个原因来剖析业内“寥若晨星”的扇骨修复。“究其根源，首先是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更愿求新求变。一件东西往往还在簇新阶段，就因为有更新的东西出来，而被动地被顶替了。二是现在的年轻人在求知上更追求速成，肯踏下心来学手艺的人越来越少。所以，一方面旧物修复市场在不断地萎缩，有手艺的人仅靠修复已不能维持生计，谁还愿苦学没有市场的技艺呢？”唐文权感叹，曾经的黑白贴、修焊洋铁壶、修雨伞、修钢笔之类的手艺人越来越少了。“当然也包括修扇子的，实在是太少了！”
师父刘宇先生退休前一直从事美术教育，扇子当年只是他若干收藏爱好中的一项，而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发现扇文化之博大精深，遂专攻折扇收藏。“家师在收藏的过程中，不乏遇到残破受损的折扇。这类在卖家手里只是残破不全的‘废物’，卖价往往便宜，但经家师秉承原材料、原工艺的精心修复后，天衣无缝，新旧难辨。这便是真正意义上的‘修旧如故’。”这个理念被唐文权完整地继承，几年之中修复了不少残损的老扇子。 去年夏天，一位老先生慕名找到唐文权，寒暄几句后，老先生欲言又止，似有心事。后来老先生不好意思地跟唐文权说：“我那天在地摊上买了两片扇骨的残片，您受累给看看，还有没有修的必要？”一边说，一边从包里拿出两片用报纸包裹着的扇骨。“我打开一看，是两片浅色的木头，上面是阳刻的金文图案。但是从大板的腰部处就完全断裂了。”唐文权调侃到，简直是残尸败蜕！ 拿着仅剩三分之二左右的两个残片，唐文权的心里也是犹豫再三，举棋不定。左思右想下，他决定先跟老先生把这残扇到底是个什么物件介绍清楚。“扇子是民国时期的老山檀香木陷地儿雕刻的钟鼎文，雕刻者叫金子文，是清末民初的小名头刻扇家。虽然名气不大，但是刻的东西很好。”唐文权问老先生，这扇子简直是一级残废，修起来颇费功力，费用不少，您肯不肯？值不值得？令唐文权没想到的是，老先生竟然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这两片扇骨是我以很便宜的价钱从地摊上买的，价钱就跟白捡的一样。但是我就觉得它曾经是个物件，也曾精致过，假如能想想办法，把它修复还原成一把完整的扇子，也算是做件好事。”听罢这席话，年轻的唐文权感动不已。 “老先生的想法，与我和师父对扇子的感情不谋而合。一把残损的扇子，不管精美还是廉价，都经过了岁月的磨砺和洗礼。或许，它们在特殊年代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呵护，被过去的主人随意丢弃或折损，但无论如何，它能残存至今也是一种顽强生命力的体现。如果，我们能够尽自己的能力复原它的残躯，使之生命得以再次延续，岂不是一件大大的功德？于是我就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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