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国崛起之时，电视剧《大秦帝国·崛起》在许多人眼中有了别样的意义。

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文扬连续发表两篇文章，重新审视大秦帝国与当今的舆论场。因读者讨论热烈，作者写就第三篇，作为回应。

如何看待大秦帝国与中西文明、中西史观，这是个重大课题，作者击了第一波鼓，望读者们继续讨论。

本月25日，观察者网、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将共同主办首期“观天下讲坛”，本文作者文扬将对话《大秦帝国》小说作者孙皓晖，敬请期待。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文扬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前两篇文章，《他们不骂大秦帝国，却大骂大秦帝国》和《年后继续骂大秦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正确”》，都提到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学人历史观的影响。

影响之深令人吃惊。“君主专制”这个词，很多中国人顺手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等人那里拿过来，直接扣到了中华历史各个大一统朝代的头上，当作头号罪名，乱批一气。其实大都没搞明白这个词所指何为，也不知其来龙去脉。

有个基本的事实：思想也是一个市场，也有产品畅销度和市场占有率的考虑，当一种观点像一个产品一样被普遍接受，并且这种普遍接受一定有利于某些人时，那么，这背后就一定存在着一个系统性的广告操作和营销。

“西方中心论”当然是大大有利于西方的，维护西方利益的学者不可能不致力于推动这一观念的普及。所以，心中秉持“西方中心论”每一个人，都不应该排除这个可能性：自己实际上是受到了一个长期的、深入的、系统性的广告操作和营销的影响，是被某些人当成了思想观念“市场占有率”指标的对象。

有充分的事实证明：近几百年来，西方的帝国主义学者们通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经由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和学术，努力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深深植入这样的思维定式：除了西方，所有东方的和南方的国家，无论是大一统帝国时代，还是分立割据四分五裂时期，都是落后、野蛮、黑暗、邪恶的；只有西方的政体，无论是古希腊民主、古罗马共和，还是近现代自由民主，才代表着先进、文明、光辉、正义，才是唯一可以正面评价的，才是值得美化和歌颂的。

被植入此种思维定式的中国人大有人在。一条从古希腊罗马直到今日美利坚绵延两千多年的“西方文明”历史长河在他们心目中熠熠生辉，除此之外的其他部分都是黑暗和停滞，尤其是中国的部分，两千多年都“处在世界历史的局外”，与西方文明的光明之河相比，犹如一潭死水，不值一提。

可叹的是，他们从来未曾想过这个黑白分明的历史图景有可能是个赝品，至少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被动了手脚。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心中那个光辉的西方是通过自己努力学习和“独立思考”树立起来的，于是对于所有挑战和诘问都嗤之以鼻。

然而，无论他们愿意不愿意，事实终将揭示出：他们心目中的黑和白正好搞反了，那条光明之河根本不存在，反倒是长期被贬低为黑暗野蛮、永远停滞的东方文明，有更长的辉煌历史和更多的灿烂文化。

“古典时代”的真相

一位19世纪的学者说过一句话：“把历史弄错，是成为一个民族的必要条件”。此话道出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一个真理。

中世纪末的欧洲还有多个自主政体，到了19世纪末，变成了25个民族国家，这就意味着，每一个赫赫有名的民族——法兰西、西班牙、德意志、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丹麦……，其实原本并不存在，无不是其统治阶级为了创造“民族国家”人为捏造而成的。

而“西方”这个大概念，当然也是无中生有。随着几个欧美国家崛起为世界霸权，上升为世界各民族的主宰者，一项“把历史弄错”的系统工程也悄然展开。于是，一条闪闪发光的“世界历史主线”被精心编造出来，被写成教科书流向全世界的学生课堂。

这是一个关于“西方”的前世今生的“官修版”世界史，人们对其耳熟能详——古希腊-古罗马（“古典时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大航海-新教革命-工业革命-自由民主-西方。

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自我中心”和“线性历史”是历史学家最容易发生的两大“错觉”。但反过来说，如果就是故意要把历史弄错，那么这两大“错觉”，也恰恰就是最容易使用的两大工具。

不妨想象一下，假如有这样一部另类的“东方历史”：

“文明之光”出现在大约公元前14世纪辽东和朝鲜半岛的“东胡”部落，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并列为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之一；

公元前12世纪至前2世纪发展为灿烂的“箕子朝鲜文明”；经过短暂的“卫满朝鲜”之后在公元前年被来自西方的“蛮族”汉人所灭，进入了黑暗的“汉四郡”时代；而后发生了“伟大的高句丽复兴”，疆域遍及整个东北亚，历时余年，但在公元年再次被来自西方的“蛮族”唐人所灭；

经过多年的“后三国”之后，又迎来了“第二次伟大的高句丽复兴”，“东方凯撒”王建统一“后三国”建立了辉煌的高丽王朝；

年“东方拿破仑”李成桂政变，结束了多年的高丽王朝，建立了“伟大的李氏朝鲜”……

其中不见了夏商周，不见了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不见了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所有发生在中原九州的王朝兴衰和文明发展都被淡化成了可有可无的背景，既没有贯穿的主线，也没有光辉的事迹，只有时兴时衰的“西方蛮族”活动……

不妨再联想一下：当今世界流行的“西方中心论”的“官修版”世界史，就一定比这一版“朝鲜中心论”历史更真实吗？

要不要质疑：“古典时代”的希腊、耶路撒冷和罗马，真的如“官修版”世界史中描述的那么光辉灿烂吗？有没有可能这几处文明相对于古代世界真正的文明中心，实际上是处于很边缘的地位，差不多就是东胡和箕子朝鲜相对于中原文明夏商周秦汉的地位呢？

君不见，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历史著作揭示出：

1.古代世界的文明中心并不在地中海，而在亚洲的心脏地区——小亚细亚和伊朗高原；

2.文明的传播方向并不是从西向东、向南，而是从东向西、从南向北；

3.所谓的“古希腊文明”并不是来自北方的欧洲大陆，而是古代亚洲文明向西、非洲文明向北传播的结果。

要不要质疑：“西方”作为一个共同体，真的有古代世界的起源和“中世纪”的共同经历吗？有没有可能它的形成完全是近代之后的事，只是在大航海和发现新大陆之后，才产生了一种命运与共、惺惺相惜，也才产生了编造共同历史的需要？

君不见，关于西方之身世最为自夸的说法——“那个无可比拟的共同体的三次深呼吸”（兰克LeopoldVonRanke），其实反而暴露了编造的马脚，因为所谓第一次“深呼吸”蛮族入侵和第二次“深呼吸”十字军东征，作为历史材料都太过牵强，捉襟见肘，这些零星历史事件与同时期在亚洲大陆发生的那些壮丽史诗相比，小得不成比例，根本不可能产生长达千年以上的历史影响。

要不要质疑：赫梯、亚述、米地亚、巴比伦、迦太基、阿契美尼德、波斯、安息、大夏、孔雀王朝……所有这些“非西方”的东方帝国，真的不如西方的“古典时期”灿烂辉煌吗？有没有可能这些文明无论是在政治秩序上、经济发展上、科技成就上、文化和艺术的繁荣上，不仅丝毫不逊色于甚至还大大超过希腊、罗马和耶路撒冷，只是在近代被西方帝国主义史学家根据政治的需要、按照政治正确原则，处理成了“世界史”的背景和边缘，一种次生的、被影响的文明，甚至是野蛮的象征、邪恶的代表？

君不见，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员马丁·贝尔纳（MartinBernal），在他的BlackAthena:TheAfroasiaticRootsofClassicalCivilization一书中已经揭露了部分真相。

他通过大量考证发现，希腊与其说是欧洲的希腊，不如说是黎凡特的希腊，是埃及和西闪米特文明影响的结果。而今天人们所读到的古希腊历史，不过是在至这两百年时间里一个可以被称为“编造古希腊”FabricationofAncientGreece的集体创作的结晶。

他在书中写道：

大多数人都会吃惊地发现，人们从小到大深信不疑的‘雅利安模型’（即古希腊文明源自于其北部的雅利安文化），只是在19世纪上半叶才刚刚构建出来的。

这个新的模型否认了埃及人向希腊殖民这个事实，也质疑腓尼基殖民者的存在。我将这个模型称之为‘纯粹化的雅利安模型’，它在年代和-年代两次反犹主义高潮之间大行其道……。

雅典卫城

“旧约故事”的威力

出于反犹的需要，西方帝国主义学者可以将“古典时代”编造成一个“纯粹化的雅利安模型”，不仅排除掉了埃及，排除掉了小亚细亚，也排除掉了腓尼基以及后来的以色列。一口咬定希腊文明就只有一个方向上的来源，就是北方的雅利安。

但西方是基督教世界，坚信“上帝在我们一边”，所以耶路撒冷又不能丢给“非西方”，必须是西方历史起源的一部分。

西方可以反对犹太人，说他们不是上帝的选民，甚至相信《新约》中关于第二神殿的毁灭是上帝对犹太人的死亡审判、耶稣不是被罗马皇帝彼拉多杀死而是被犹太人杀死的各种说法，但是决不能没有耶路撒冷，也不能没有亚伯拉罕和摩西等大先知们，因为在《旧约》记载中这些人都与耶和华订了契约。

做到这一点也不难。耶路撒冷作为基督教圣城的光辉，以及周围所有古代王国和城市的黑暗，这个黑白分明的图景，在《旧约》故事中早已描绘好了。

《旧约》故事中承认，古代东地中海世界中最早的大都会，如古巴比伦的吾珥、乌鲁克、尼尼微等，早已繁荣昌盛，人文荟萃。据记载，“尼尼微是极大的城”，需要行走三日才能绕城一周，其时的耶路撒冷不过是个小村镇。

但是，自从亚伯拉罕（其时名为亚伯兰）离开吾珥城之后，一个颠倒的历史也随之开始。

亚伯拉罕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共同的“吾父”、“大族长”、“第一先知”，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自认为是“亚伯拉罕教”的教徒。但是，几千年来经书无数、信众无数、神学大师无数，却没人能解释亚伯兰为什么要离开吾珥——古代世界的纽约，前往迦南——古代世界的撒哈拉。

创世纪15:7中写道：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迦勒底的吾珥，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

因为神将亚伯兰领出了吾珥，赐地迦南，那么吾珥城和巴比伦也就瞬间成了被神所遗弃的地方，无论曾经多么辉煌。

由于亚伯兰一家人离开吾珥城之后的迁徙，走的是一条远离文明中心、前往不毛之地的路线，这就意味着一段反文明历史的开启。在《旧约》故事中，伴随这条背离文明的迁徙路线，沿途的那些伟大王国和美丽城市，统统受到了神的诅咒，甚至遭到灭顶之灾。

在埃及，因为法老欣赏亚伯兰妻子撒莱的美貌，耶和华就“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创世纪12:17）

在迦南，因为所多玛、蛾摩拉两座城市挡住了亚伯兰的营地帐棚，耶和华就“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与所多玛和蛾摩拉。”（创世纪19:24）

在巴比伦，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拆毁了耶路撒冷的神殿，掳走了城中百姓，耶和华就说：“我必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余剩的人，连子带孙一并剪除。”“我必使巴比伦为箭猪所得，又变为水池。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净他。”（以赛亚书14:23）

在亚述，因为“设谋攻击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归于坟墓。”最终，“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那鸿书1:14，2:10）

顺便说一句，尼尼微近年来有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摩苏尔。

实际上，除了《旧约》中这些虚构故事，没有任何真实的理由，证明埃及、迦南、巴比伦和亚述等王国和城市都是“邪恶”和“不义”的，都应该遭到毁灭。

这些当时已经十分发达的古代文明，无端遭到污名化、妖魔化，唯一的原因，只是因为它们大大优越于犹太文明——城市比耶路撒冷大得多，财富比以色列多得多，工艺美术比犹太人强得多。

犹太人在这些城市之间的荒野中游荡，居无定所，不知所终，就只有靠编写“圣书”、伪造历史来发泄愤恨，换取精神胜利。

是时候重新审视我们自己心中那个“西方中心论”了

彼得·弗兰科潘PeterFrankopan是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高级研究员，牛津大学拜占庭研究中心主任，他在最近的新著《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完成了一件大事：将“两千年来始终主宰人类文明的世界十字路口”，从地中海还原到了亚洲心脏地区。

作者在前言中写道：

课堂上，那些没有学到的地区似乎都消失了，或被耀眼的欧洲崛起的故事淹没了。……事实上，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正是文明的交叉点。这些国家绝非处在全球事务的边缘，而是国际交往的正中心，并且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欧洲人把亚洲分成三大区域——近东、中东和远东。然而在我成长过程中听到或读到的有关当今时代的问题，好像都发生在第二个区域：中东。……我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们一直告诉我地中海如何如何重要，称地中海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而事实上地中海很明显就不是人类文明的诞生地。

作者提供了一个非西方的全新视角，从这个视角看世界、看历史，一切都与“西方中心论”版的历史不一样。

举例来说。由于波斯帝国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数百年宿敌，所以，这个东方帝国在“西方中心论”史书中一直都被严重地污名化和妖魔化。

但事实上，公元前年居鲁士大帝在灭掉米底王国之后开创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也称第一波斯帝国，曾是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历经年。极盛时期的领土疆域东起印度河平原，西至小亚细亚、欧洲的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西南至埃及、利比亚、努比亚和阿比西尼亚，总面积约为万平方公里，人口峰值约为万。

与流行的关于希腊光明、先进而波斯黑暗、落后的刻板印象恰恰相反，其时的波斯才是真正的文明之光，受到包括希腊人在内的周边各民族的崇拜。波斯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使人们在一周之内即可到达1英里以外的地方，连希罗多德也将之视为奇迹：雨雪、高温和黑暗都不能减缓消息传播的速度。（希罗多德《历史》）

秦阿房宫

在政治文明方面，在历史上称为“大流士改革”的时期，大流士划分了行省、军区，统一了铸币，开通了运河……。在贝希斯敦山上的石碑，用波斯语、埃兰语和阿卡德语三种文字记录了这一时期帝国治理的事迹和原则，碑铭要求确保帝国安全，公正地善待子民，因为正义是帝国的基石。

而在文化多元和宽容方面，正是波斯国王居鲁士二世让陷入“巴比伦之囚”的犹太人获得了自由，被各族人民称为“弥赛亚”。

希腊达不到这种文明成就，因为在一个城邦林立、各自为政、相互征战、连最起码的统一都没有实现的地区，谈不上高度文明的发展。

波斯帝国从大流士一世时起，就有四个首都：苏撒、爱克巴坦那、巴比伦和帕赛玻里斯，苏撒的宫殿用埃及的乌木和白银、黎巴嫩的雪松、巴克特利亚的黄金、粟特的青金石和朱砂、花剌子模的绿宝石以及印度的象牙修建装饰而成，国王及其宫廷一年四季轮流驻于每个都城。对于小小的希腊来说，这根本无法想象。

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在《酒神的伴侣》一篇中写道：“我从神奇富饶的东方来到希腊……那里有着沐浴在阳光之下的波斯平原，有着由城墙保护的巴克特里亚城镇，有着设计精美、可以俯瞰海岸的塔楼。”

除了波斯，在亚洲这个“帝国的摇篮”中还有很多远比罗马帝国更伟大的帝国。

突厥帝国的早期历史到底是怎样的？阿拉伯帝国的崛起过程是怎样的？第一个实现了全球化的蒙古帝国是如何实行统治的？最后一个横跨亚欧非三个大陆的奥斯曼帝国是如何崛起和衰落的？还有，自秦汉以来两千年不断崛起和再生的中华帝国，又是一个怎样的奇迹？

西方只是在近代才建立起“全球化”的帝国，而两千多年来最主要的“全球化帝国”实际上都是亚洲的帝国。一旦我们去除掉自己心目中那个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史观，就很容易接受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正是这些亚洲帝国，包括东亚的中华帝国，才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中心和主要的发展路径。

换位到这样一个世界史观的立场上，我们还会借西方的理论来批判中国的大秦帝国吗？

本篇是为中华历史上的大秦帝国辩护、回应针对《大秦帝国》系列电视剧批评声音的第三篇文章。没有正面讨论大秦帝国，而是反思了我们自己心目中那个“西方中心论”的来源。探求到这一步之后，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就柳暗花明了，也就不必多说了，这一组系列文章也就此宣告结束。

当然，无论怎样，很多人还会一如既往地言必称西方，一如既往地严厉批判大秦帝国，批判中华历史、中华文化以及中国的一切。这显然超出了正常讨论的范围，恕不再作答。

作者：郑彪

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文史学者，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黑格尔

早期的西方资产阶级是朝气逢勃的，勇于承认自己的野蛮和接受“异邦文明”，在18世纪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启蒙思想家，其中大都是中华文明的粉丝，甚至以推崇孔子为荣，如大师莱布尼兹、伏尔泰和魁奈等人。但是随着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治权力，“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他们以自身的狭隘思维和自私的动机发现，如果一味崇拜中国文明，等于承认自己是没有文明史的野蛮人，从而也就没有自封高等种族的依据，于是开始过河拆桥，诋毁中华文明和伪造历史。从学术界说，这主要是从孟德斯鸠开始的，这方面黑格尔不过是孟的徒弟。早在黑格尔生前，就有美国教授揭露其辩证法抄袭中国《易经》，使其被迫在晚年承认自己“受到《易经》的‘启发’”。

黑格尔是否又抄袭老子？这里转载的文章提供了依据，逻辑上和事实上都完全可能，供读者参考。其实，抄袭中国之后又妖魔化中国，乃是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对华的一贯手法，而古代“西方”基本上还没有形成，西方人对自己的古代历史和文明相当尴尬，故亨廷顿勉强说“西方文明形成于公元八至九世纪”（相当于中国唐宋时期），也难以服人，其实只相当于说西方民族形成于汉击匈奴引起西方大迁徙（中国学界普遍昧于这段历史真相）时期之后的八九世纪，而近代西方文明其实是在所谓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在资本和权力的操纵运作下，才得以整合形成（参见拙文《读懂西方看透美国》）。于是这个时期（特别是是十九世纪，也是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形成时期）成为西方学术界大规模作伪即伪造历史的时期。这个西方文明的神话在一个多世纪里骗倒了多大多数地球人，一度受到苏联学派的挑战，但毕竟东正教的俄罗斯也同属于西方文明，所以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终于自己也搭了进去。这个恢复人类文明史真相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学者身上，这也是中华复兴的学术支撑。笔者不揣简陋，近年来也做了一点属于开拓性的努力。但是中国学者是不是争气，主要看年轻人了。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

黑格尔在这两个方面皆是西方哲学史之最，即撷取中国又鄙夷她——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哺育和启蒙欧洲的文明母亲。——R·艾尔伯菲特指出：“……黑格尔……让非欧洲文化（例如老子道家）为其自己的体系服务，并使得非欧的思想传统不再有尊严。”

西方文明及其思想——包括黑格尔的哲学——皆不自生，而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成全之；西方被提供了其生命攸关的“三要素”：“文明切片”、“生态空间”和“牺牲对象”，从而它能够“发难”，颠覆人文与自然的和谐秩序，亦即从历史主流的反面来挑战生命星球与人类自身的极限。

西方是“万物的尺度”

蒙田格言：“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无知，粗浅的无知存在于知识之前，博学的无知存在于知识之后。”黑格尔与其说是“博学的无知”，不如说是“无知的博学”。他需要超越他自己的这个“智弊”，怎么能“超越”自然，从而割裂大我与和谐呢！怎么能“超越”客观的限制（即他鼓吹海洋扩张）、从而放纵情欲于征服（美其名曰“理性”）呢！——印度《博伽梵歌》云：“当人受到驱除无知的……启发后，那知识就会像升起的太阳一样，向他揭示万事万物的真相。……得到超然的知识……就能很快地获得至高无上的灵性平静。”（p/）人类要想与生物圈共存恒久，就须防止这般“理性”，克服自我中心（儒家称“物化”），就须天人和解，还得慎终如始！——印度《奥义经》云：天地与空界，心与诸生息，于“彼”皆交织。“彼”是此“自我”，唯一汝当识！永生之桥梁，……“彼”全明全智，归之万物荣，心天为“自我’”，……智士以此识，遍见永生性，……美哉全宇宙！”（p）

让我们来甄辨几句黑格尔的名言：

A.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

B.欲望是人类一般活动的推动力。

C.“恶”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恩格斯〕。

D.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性本善时说出了一种伟大的思想，但他们忘记了。当他们说人性本恶时说出了一种伟大的多的思想。

E.一旦个人和民族使关于充分发展的自由的抽象概念进入他们的头脑，就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有控制不了的力量。〔罗素说：由儒士所运作的华夏政治，缺少像西方人民迫使其国家所具有的那种冲突能量与破坏性。（ProlemofC.pp）〕。

这五句“名言”的通义是：自由－意欲－性恶→创造历史或展开文明。然而实际上，只是在“中国因素”（东学西渐）使西方能够向世界宣泄矛盾和疯狂扩张的条件下，黑格尔如是说方才“见效”；如果把此“真理”放到中古欧洲，那一经实践必是霍布斯式的内部混战和民族消亡，这简直是“地狱咒语”！再者，仅在其死后的百年之内，人类便呻吟于“黑氏咒语”之中——咒语是对西方，因为它为其性恶自由而蒙受了世界大战（但成全了美国）；地狱＋咒语是对东方（从黑格尔时代以来，都是这样，但在20世纪上半期则极为惨烈），因为惨遭世界大战与阶级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讲，“黑氏真理”（特别是上述最后一句）为20世纪中国从五四到浩劫，预先定下了基调。至今阴魂不散，但对西化华人来说则是“余音绕梁”，他们津津乐道于黑格尔对中华文明的恶毒判词。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以劣质思维来“正名”劣质文明（即牺牲人文精神与众生未来的欧美文明），后者竟在书中被暴露无遗。其谬误有四：

第一、“罗马蛮族”因为中华文明的“赐予”而首次能够“自由妄动”，竟被捧为“真正的历史”，从而“有资格”宰割“其静如初”的其余世界。

第二、作者无视其所鄙夷的中国，尚在哺育欧美；他不知道她两千年不懈地进行“和合运动”，一直在涵融“人类妄动”。

第三、“文明”产生于“恶”，亦即它与自然母亲和文明母亲之双重对立而征服之。此乃重蹈数千年前亚洲古国（包括华夏战国）之覆辙，只不过由于“中国因素”，西方能够向外平衡和嫁祸于人而已。唯华夏超越了“生灭轮回”，故而才有历史长河，才有西方“良性循环”至于“海洋文明”。

黑格尔固然不懂如此的世界历史的“因缘聚散”。

第四、该书另一悖论是，作者所宣扬的上帝、理性和自由，以及“人性恶创造历史”，凡此皆不能自我展开、自我实现，最后还是四大发明解放了“牛鬼蛇神”（黑格尔在其书中，以及培根和亚当斯密等，均基本认同四大发明是西方兴起的关键因素——突破地理环境的“瓶颈”）。

“牛鬼蛇神”的解释是：“牛”在《圣经》中象征财富和力量，借喻为资本主义。“鬼”就是背神从魔的浮士德，指近代的功利主义的西方人。“蛇”即“创世纪”中的那条蛇——诱惑之“主”，亦即黑格尔称：“（传教士）非常聪明地致力于各种欲望的创造，因为欲望是人类一般活动的推动力。”（pp76）“神”即基督教，其历史作用之“变异”有两：

A.“上帝之善”使诸蛮族蛰伏于中古之长夜，并让他们在睡梦中与主作灵的沟通——“中世纪的诗人是靠心灵和想象来生活的。”（马修·阿诺德）

B.“上帝之恶”令清教徒创世于末日之前夕，并让他们在亢奋中践行主的启示——“工业革命爆发以来，……他们……着魔地追求《创世纪》的第1章向他们提出的目标。”（阿诺德·汤因比）

（二）黑格尔哲学与老子

罗素在其所著《西方哲学史》书中写道，据他个人认为，“黑格尔的学说几乎全部是错误的”，只不过因为黑格尔哲学的体系乃一以贯之和无所不包，故而它极具历史意义。但实际上，这个在西方哲学史上“首创”的包罗万象、无限融摄的辩证体系，是老子的“道”——“绝对精神”，包含“无”和“有”；再是矛盾展开，经过“正反合”（阴阳和），从“道的异化”到“道的复归”，即回到道的本身或绝对精神本体。这就是说，黑氏哲学的有价值的部分是他对老子思想的“阐弘”，而其错误的地方则是黑格尔自己的“发挥”。

通过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PierreAbelRémusat，—），黑格尔撷取老子的“道”与“正反合”（无→有→反/复，阴→阳→和/合，以及“一二三生万物”）。再将这一东方玄思，A.形式化而推逻辑，演矛盾；B.概念化而摄欧史，统灵肉（神话/乐园→自然/冲突→上帝/精神）；C.畸形化而去和谐，讲对立，后者需诠释三点如下：

第一、自然观。老子是，超越于自然之表象（斗争：欲动作凶、福兮祸伏），和合于自然之本质（和谐：道法自然、清净无为）。而黑格尔则相反：与自然之本质（和谐）对立，说是反思、超越；“突破性”地发扬物种的竞争性，说是理性、自由。这样，黑格尔就把老子的保护生态与热爱和平的生命精神，颠倒过来，变成了支持征服自然、征服世界与害万物、反众生的邪说。

第二、关于“正→反→合”。黑氏哲学之害万物、反众生尤表现于他所论：世间全然为“反”（矛盾冲突，无法解决），而“正”与“合”皆在上帝处（相当于老子的“道”，但否定现世与生命）。此亦可见西方智慧及文化之低劣，永不和平与稳定，只能寄托理想于天神。相比之下，华夏则“正反合”三者皆在现实世界，因而能够带来太平安和，所以中国文化是合乎情理和行之有效的。

第三、西方之“反”（现实冲突）。在空间上，西方是“理性”，其余世界是“非理性”；即使异域遭受由西方所制造的非理性（征服），也是自然而然的，因为西方人是“理性”的唯一体现。在时间上乃一分为二：前期，西方人模仿上帝“创世”（自由的展开，文明化，亦即“人性恶创造历史”）；后期，因为矛盾的演变至极（可能因地理与生态的有限性，黑格尔没有说明），终于“合”（返回）于“绝对精神”（上帝），而置自然与世间之矛盾于不顾，实际上是毁夷万物众生。

黑格尔哲学与中国文化的迥异之处有两：A.关于“正反合”之“合于道”，在中国文化是合和于自身及万有（万物一体）；而黑格尔则是“合”于上帝或绝对精神（世间冲突）。B.用“正反合”来衡量两种文明之优劣，西方仅处于第二阶段（反），而不能和合，直到毁灭为止（现代西方必将重蹈古希腊、罗马之覆辙，更祸及全人类与生物圈）。相比之下，中华早就进达第三阶段（合），且已历经许多个“正反合”，不断地和越来越大地“平天下”——涵融世界的善与恶，并把和平与实惠赠予全人类。

进而，让我们来看一看黑格尔究竟是否抄袭老子：

黑格尔在其著述中多次介绍老子，几乎全是批判或否定，这迥异于其前后乃至现代西方的“道家观”。按照他的“否定之否定”，黑格尔对老子越是反常地否定，也就越是“肯定”他俩在此方面的相关性。实际上，黑格尔是以大篇幅“述作”《道德经》之五千字，来构造其“辩证法”的，但他硬说中国没有思辨哲学（其前辈莱布尼茨从中国文化获得灵感，而首创近代欧洲的“辩证法”）；黑格尔简单地把老子的“道”、“反”与“阴→阳→和”分别改为“绝对精神”、“否定”和“正→反→合”。极为讽刺的是，在其辩证法的专著《小逻辑》中，只字未提老子，却直接地使用“有”和“无”的概念不下百次——此两者的“对立统一”是《道德经》主线的首尾相连的环节，黑格尔岂能不知。他为了暗衬是他自己“独创”了这对矛盾（有无）——黑氏辩证法的支柱之一，他故意用佛家来遮人耳目——用“无”混“空”，反而能够让人相信黑氏哲学乃风马牛不相及于“东方”。黑格尔“借佛”的原话是：“佛教徒或西方的虚无主义者认‘无’为‘绝对’。”“……佛教徒认作万事万物的普遍原则、究竟目的和最后归宿的‘无’。”明明说“无”的不是佛教，而是道家；黑格尔反而弄巧成拙，欲盖弥彰！照理来说，在他的这部酷似《道德经》——实际上是其“同质放大”——的辩证法专著里，黑格尔应该“请出”老子，说明彼此异同，再作“超越”——“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况且他在其先前的论述（《哲学史讲演录》）中已提及老子的“无”，即：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道家以及中国的佛教徒看来，绝对的原则，一切事物的起源、最后者、最高者乃是‘无’。并可以说，他们否认世界的存在。而这本来不过是说，统一在这里是完全无规定的，是自在之有，因此表现在‘无’的方式里。这种‘无’并不是人们通常说的无或无物，而乃是被认作远离一切观念、一切对象，——也就是单纯的、自身同一的、无规定的、抽象的统一。因此这‘无’同时也是肯定的；这就是我们所叫做的本质。”（页，第一卷，《东方哲学·中国哲学》，。）

以下略为对照一下黑格尔与老子的相关言论：

〔老子〕有无相生。≈〔黑格尔〕……是一个纯粹的无，但无中却包含有，同样……是一个纯粹的有，但有中却包含无。

〔老子〕有无相生（动态，如阴阳图）。≈〔黑格尔〕足以表示有无统一的最接近的例子是变易（DasWerden）。……所以，变易就是有与无的统一。

〔老子〕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黑格尔〕精神总是要通过自力以返回它原来的统一。

〔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黑格尔〕“有”的对方，直接地说来，也就是无。总结起来，“有”是第一个纯思想，无论从任何别的范畴开始……，都只是从一个表象的东西，而非从一个思想开始：而且这种出发点就其思想内容来看，仍然只是“有”。

〔老子〕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黑格尔〕上帝只是最高的本质，此外什么东西也不是。

〔老子〕反者道之动。≈〔黑格尔〕在辩证的阶段，这些有限的规定扬弃它们自身，并且过渡到它们的反面。……如果单就其自身的性质来看，如何立刻就会转化到它的反面。

〔老子〕象帝之先。/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黑格尔〕绝对精神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存在。

〔老子〕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黑格尔〕绝对精神不是消极被动或僵死不动的东西，而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处于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主体。

〔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归根复命。≈〔黑格尔〕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逻辑阶段，绝对精神作为纯粹抽象的逻辑概念，超时空、超自然、超社会地自我发展着。第二阶段是自然阶段，绝对精神转化为自然界，表现为感性事物的形成。第三阶段是精神阶段，绝对精神又否定自然界，先后表现为主观精神（个人意识）、客观精神（法、道德、伦理等社会意识）和绝对精神，又返回到自身。

〔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黑格尔〕这就需要精神通过正——反——合的辩证法运动，从而分阶段地把种种事物实现出来。一开始，绝对精神是在纯粹的“概念”世界里面运动（正）；然后从概念中把自己外化出来，形成了有具体物质内容的自然界（反）；经过了一番折腾后，精神扬弃了自然界，结合了前两个阶段，重新回到精神的表现形式中（合）。

当代德国哲学家R·艾尔伯菲特撰文《德国哲学对老子的接受》，其中写道：

黑格尔……对于德国哲学中出现与“道”（Weg）的思想的接近，是有先行指导意义的。如此，黑格尔对于老子的接受……，亚洲哲学哪怕只作为初级阶段，也毕竟被包含进了哲学史……欧洲中心论的哲学奠基者黑格尔，以欧洲中心论的方式，让非欧洲文化为其自己的体系服务，并使得非欧的思想传统不再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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