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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山汪古与景教遗存

选自《边疆考古研究》第十四辑

生活在金元时期的汪古部，主要分布在阴山南北，随着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的深入，大量的汪古部遗存逐步被发现和认知。这其中，包括保存较为完好的古城和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景教墓葬以及出土的极具特色的汪古部遗物。

一、汪古部的名称与族源

汪古部的称谓及其族源问题，中外学者多有研究，然限于每个研究者掌握资料和研究角度的不同，各家观点至今莫衷一是，因此有必要做一辨析。

（一）汪古部的名称

汪古之名始于金末，在汉文史籍中有汪古、汪古惕、雍古多、瓮古、王孤等多种不同的译写。关于汪古一词的来源和意义，历来有不同的解释。

其一，北匈奴温禺牍王名字的借用。“北匈奴有温禺牍王其人，他的名字与汪古二字相同”。

其二，长城之意。“汪古部在成吉思汗时代以前，并在是时，隶于契丹之阿勒壇汗（此处指金朝皇帝）。近类蒙古人，所部有四千户，契丹主名阿勒壇汗者，曾自女真海滨达于哈剌沐涟，筑一长城，以防蒙古、克烈、乃蛮及其他游牧部落之侵入……契丹帝雇汪古部人守此长城。蒙古人名此长城曰Ongou”。

其三、源于阴山汪古山之名。“汪古部名不论本于长城，抑本于中国人名曰阴山之汪古山，然此民族之实在名称，未能知之也”。

据《新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谓：“汪古部乃白达达十五部之一。本为布而古特，亦曰贝而忽特，辽人称为乌而古，屡降屡叛，后为金人所抚，属西北路招讨司。大定后，北族（即蒙古）渐强，金堑山为界，以限南北，乌而古有帐四千，居界垣之冲要，屏蔽山后诸州。蒙古谓长城曰盎古，又讹曰汪古”；又有，汪古的名字源于翁衮，“翁衮蒙古语神也”。《朔平府志》称“神山在归化城北四十里”。

由此可知，翁衮、汪古只是一词的不同音译，应是“神”之意。汪古部多是以所居的翁衮山为该部族名称，而非来自长城之蒙古语译音，更非来自匈奴温禺牍王之名。

汪古部始称“白鞑靼”，最早见于成书于年的《蒙古秘史》。当时对汪古，常以汪古、白鞑靼混称。汪古一词在西方史料中出现较早的，有成书于年的拉斯特丁《史集》和《马可波罗行纪》。从以上史料来看，汪古一词用于部族名，大概始于12世纪，普遍使用大约在13世纪之后。

（二）汪古部的族源

汪古部的族源历来有不同说法，中外学者又有不同主张。综合各家之说，约归纳为四种观点。

其一，汪古属于突厥族。这里又可分为两种看法：一说属突厥诸族中的回纥（或回鹘）的一支，如说汪古是“西域聂思脱里贵族”，“出于花门（指回纥）贵种”，“色目三十一种之一”，一说属突厥诸族中的沙陀的一支，如谓汪古是“沙陀雁门节度之后”，“汪古部，亦沙陀突厥也”。

其二，汪古部属于蒙古族。也有两种不同看法：一说汪古部本蒙古族，如说蒙古人自称曰库克蒙古勒，即青蒙古，宋人称鞑靼。因居阴山，而称阴山鞑靼或白鞑靼；一说汪古部本非蒙古族，而其后融合于蒙古族，如《新元史?氏族表》说:“蒙古氏族……皆为黑塔塔儿，非蒙古人而归于蒙古者……皆为白塔塔儿”。

其三，汪古属于羌族。日人小野川秀美认为，“所谓汪古部，是金章宗时赋予守御静州以北新筑长城的唐古乣人的一种称呼”，“所谓白达达，也就是以羌族组成的河西鞑靼的一个种落，迁到河套东北边的阴山鞑靼的后身，他究竟是从党项或吐蕃所派生，遽然难以肯定，但与羌族的唐古乣人系属同种”。

其四，汪古属于“若干小部族国家松散的联合体”，意为是由若干小部族综合而形成的名称，但彼此间仍留存有本部族的特点。

就史料分析和目前的考古调查来看，汪古部早在元代之前就已经迁踞于阴山南北一带（图一）。这个部族的组成可以分为四大系统。

1.天德军丰州汪古

居住在这一带的汪古部族，在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历来与成吉思汗家族联姻，子孙世代相传为汪古部首领，从金代末年的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始，一直是大青山南北的主体部族。从居住在丰州天德军汪古部族的语言分析，成吉思汗时汪古部首领是阿剌兀思剔吉忽里，这个名字是突厥语名，阿剌兀思是人名，是突厥语“杂色鸟”之意，剔吉是突厥诸部首领所用之尊号，忽里是官号。可证丰州天德军汪古的族源是突厥。据载，元世祖时有列班骚马和马儿可思两个景教僧，曾去耶路撒冷朝圣，并在西亚负有盛名。经法国学者伯希和考定，马儿可思（即雅八剌哈）是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的汪古部人，在年出版的有关他们生平的叙利亚文本专著扉页上，称他俩是东突厥人。另一部14世纪前半叶编著的阿拉伯文东正教主教传记说，雅八哈剌是来自契丹的突厥人。《基督教编年史》说他们二人是畏兀儿人。不论说他们是突厥人、还是畏兀儿人，本源上都是突厥，又都被称为汪古部人。此外，还有来自新疆东部西突厥中的沙陀人。如此可知，是由原居住于阴山南的突厥、沙陀与唐末由漠北而来的回纥人，共同组成了金元之世的汪古部族。因此居住在阴山以南丰州地区的汪古部人，确是属于突厥种

2.净州天山的马氏汪古

居住于阴山之北现四子王旗锡拉木伦河（即塔布河）流域的净州天山马氏汪古应是外来的。黄溍《马氏世谱》载：“马氏之先，出西域聂思脱里贵族。始来中国者和禄罙思，生而英迈，有识量，慨然以功业自期……和禄罙思生帖木尔越歌，以军功累官马步军指挥使。为政廉平而有威望，人不敢斥其名，唯称之曰马元帅，因以为氏。帖木尔越歌生伯索麻也里束，年十四而辽亡，失父母所在，为金兵所掠，迁之辽东，久乃放还，居净州之天山”。元好问《桓州刺史马君神道碑》中也有类似记载：马氏“出于花门贵种”。黄溍所说的“西域”系指新疆至中亚一带，元好问所说的“花门”是唐人对回纥的别称。因此可以说，马氏汪古的族源系突厥诸语族中的维吾尔族。马祖常《饮酒》诗谓：“昔我七世祖，养马洮河西。六世徙天山，日日闻鼓鼙。”。可见，马氏汪古家族的族源和世系是清楚的。

3.云中塞上的赵氏汪古

元代著名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出生于这个家族。《元史?氏族志》载，“雍古亦色目之一种。有黠公者，仕金为群牧使，子按竺迩，幼鞠于外大父术要甲家，其伪为赵家，子孙因以赵为氏”。《元史?按竺迩传》载，“按竺迩雍古氏，其先居云中塞上”。云中有两地，一在阴山南的托克托县，为战国赵地，秦置郡，汉分秦云中郡之东北部置定襄郡，西南部任为云中郡，郡治在今托克托县云中城；一在山西大同，为唐郡，兼置云州。《元史?按竺迩传》既云“其先居云中塞上”，应当是指今托克托县地。赵氏汪古当是隋唐以来驻牧于呼和浩特平原的突厥人后裔。

4.锡拉木伦河流域的耶律氏汪古

这个家族在文献上记载很少，但是根据四子王旗“王墓梁”出土的《耶律公神道之碑》记载，这个家族是一个可以和其他三个家族齐名的世家大族。这个家族并非契丹的耶律氏，从碑文看，应当是“西域帖里薛人”，即属于新疆的维吾尔族。耶律氏汪古，由于长期活动在锡拉木伦河流域，因而留下了很多的遗迹。据佐助成吉思汗成就大业的中书令耶律楚材寄移剌子春诗曰，“说与沙城刘子春，湛然垂老酷思君”，又在同书有“丁亥过沙井和移剌子春韵二首”。可见移剌子春（即刘子春或耶律子春）与耶律楚材是至交的笃友。因此可知，耶律氏汪古曾在砂井总管府任过职，这个家族在砂井总管府故城和古城南村都留下了活动的遗迹，最重要的是王墓梁的耶律氏墓地。

汪古部除以上四大家族外，还有许多部族、部落和氏族分布期间。另外，汪古部地区还有蒙古族、汉族、昔斤别乞人和塔塔尔人等。

从以上史料的分析看，汪古部的族源很复杂，是由隋唐以来居住于阴山南土默特平原的突厥人、回纥败亡漠南时被唐朝驱散后留在阴山一带的余部、唐末由雁北而来的沙陀人、金初释放的会和俘虏等组成，可能还加入了其他民族成分。但是，不管族源如何复杂，汪古部人属于突厥语族是没有问题的。由于德宁路故城附近的景教墓地是汪古部王公贵族的墓葬，因此，汪古部的领地内是一个以汪古部为主体，多民族杂居的地方。

关于汪古部家族的史料，主要来自阎复的《驸马高唐忠献王碑》、刘敏中的《赵王先德加封碑》，以及据此两碑写成的《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还有后来发现的建于至正七年（年）的《王傅德风堂碑记》和建于至正十五年（年）的《大元冀宁路代州柏林寺重修唐节度使晋王李氏影堂碑》的记载。

二、汪古简史与赵王城

汪古部久居阴山南北，有关其历史及与金、元政权间的关系，以及汪古领地首府之城——赵王城的相关情况，在此作一梳理。

（一）汪古简史

从文献史料看，自金末到明处汪古部的首领计有16个。其中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是蒙元时期汪古部的始祖。在此之前，汪古部的世系是含混不清的。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原为金朝守护金堑壕，后在元成宗大德九年（年）诏谥其曾孙高唐王阔里吉思为高唐忠献王的同时，被追封为高唐忠武王。金末，界壕之北的蒙古族在成吉思汗的统领下日渐强大，金“章宗又以为患，乃筑新长城在静州之北”，而这正是阿剌兀思剔吉忽里驻守的那段长城。《金史?地理志》载，这段金界壕“经临潢、金山，跨庆、桓、抚、昌、净州之北，出天山外，包东胜，接西夏”。这段长城在今四子王旗和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境内（图二）。

13世纪初，随着蒙古的兴起，蒙古草原的政治形势急遽变化。当时乃蛮部的首领太阳汗遣使来汪古部，欲结联盟，“同据朔方”，共同对付新兴的成吉思汗。汪古部不但拒绝了与乃蛮部的结盟，还反戈一击，与成吉思汗结盟，共同出征乃蛮。由于汪古“举部来归”，并助蒙古战胜乃蛮，对成吉思汗统一漠北有重要意义，“上诏忠武‘异日吾有天下，悉茹之报，天实监之’。且约同征带阳，会于某地。忠武先期而至。”因此，当年成吉思汗建蒙古国于斡难河时，“授同开国有功者”九十五千户，其中就有“汪古剔阿剌忽失的吉忽里古列坚五千户”。当时成吉思汗攻金时，阿剌兀思不仅将守护的界壕交给了蒙古大军，并且助成吉思汗的军队一举攻下净州一带的要塞乌沙堡。接着南进武川，跨越大青山，南出丰州，使蒙古军队迅速攻下呼和浩特平原及东部的大同一带。

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归附成吉思汗后，成吉思汗“任约世婚，敦交友之好，号按达、忽达”（按达为结拜、朋友之意；忽达为亲家之意。可译作“结拜兄弟和亲家”）。成吉思汗家族先后嫁与汪古部首领的公主有16个。

阿剌海公主是成吉思汗的第三女，曾先后嫁与阿剌兀思、镇国（阿剌兀思哥之子）、不颜昔班和孛要合（阿剌兀思长子及幼子）。阿剌海公主当时很有权势，史称“齐国大长公主，明慧有智略。祖宗征伐出，尝摄留务，军国大政，率谘禀而后行，师出无内顾之忧公主之力居多”。成吉思汗西征的前二年即年，就封阿剌海公主为监国公主，总管漠南军国大事。20世纪80年代，在今武川县东土城发现一方铜印，印文为“监国公主行宣差河北都总管之印”（图三），监国公主的权限范围已经扩大到了现在黄河以北的今山西、河北一带，并有权力任命这一带的地方官员。

汪古部首领的王号，前后有北平王、高唐王、俞王和赵王等。其中的阔里吉思是元朝勋贵中少有的“兼资文武”的著名人物，阎复的《驸马高唐忠献王碑》就是为他而作。至至大二年（年）汪古部阔里吉思之弟术忽难被封为赵王，其后的7位赵王都世居这座新城，这座汪古部的首府之城，也就被称作赵王城了。

（二）赵王城

元代汪古部境内，在农牧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础上，经济空前繁荣，人口增长很快，在金代城市的基础上，又陆续修建了许多城镇。遗留至今的古城，有汪古部的首府赵王城，有路、府、州、县城址及许多城堡，还有大批的村落遗址，其分布密度超过了此前任何时代。

赵王城位于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百灵庙镇东北约40千米处艾不盖河北岸的冲积平原上，蒙古语称作敖伦苏木，为众多庙宇的意思。城南的艾不盖河，古称黑水，不知何时改名艾不盖河，有人认为可能是汪古部首领爱不花的谐音。从河道和河岸的断面看，河水已经大大北移，靠近城墙南垣。

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城墙用暗红色土分层夯筑。北墙长米，西墙长米，南墙长米，东墙长米。方向北偏西约40°。东墙残高约3米（图四），其余三墙仅剩余断断续续的残壁，墙基宽近2米。在东、南、西三墙开设城门，并在外侧加筑瓮城。城四角有角台（图五）。城垣在清代以前保存较好，后在清代修建百灵庙和达尔汗王府时，为获取建筑材料对古城破坏严重。城内院落遗址17处，建筑台基多达50余处。城内街道宽阔，布局整齐。在中部偏东南处有一大型院落，院内有一组建在高约3米的台基上的建筑遗址，著名的《王傅德风堂碑记》石碑即发现于此，其上残砖断瓦比比皆是，现在还残存有石柱础等，这组建筑物可能就是赵王府遗址（图六）。一般寺庙均修建于高大土台上。城内的元代建筑台基，曾经被明代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在城内兴建藏传佛教寺塔时改造和利用，并在城东和城北兴建了一系列的覆砵式佛塔，现在塔身已经倒塌，在塔身和基座内埋有大量“察察”。城内曾经发现过10块景教徒墓顶石，应当是明代在城内兴建佛寺时从城外汪古部的墓地运来充当建筑材料的。

从文献记载可知，这座古城在元代时，不仅有富丽堂皇的汪古首领的王府和王傅的府邸，还有许多建筑宏伟的基督教徒。如原来信仰景教，后受教主约翰孟德高维诺影响而皈依改宗天主教会的阔里吉思，就在城内修建过一座壮丽的罗马教堂（图七）。在城内东北角采集到一些花纹贴面砖的残块，有的具有古罗马的建筑风格，还曾经发生过十字架的石刻，这应当是罗马教堂的遗址。

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员、考古学家黄文弼在达茂联合旗考察了敖伦苏木古城，在古城中发现了《王傅德风堂碑记》汉文石碑和一通蒙文石碑，证实了此城就是赵王城。年，美国人拉铁摩尔也到此城考察，获得了景教墓顶石资料。这两次重要的发现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先后于年、年和年三次考察了这座古城，并在周围地区考察了汪古部旧城址和墓葬。20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初，内蒙古的考古学者及意大利学者也多次考察过这座古城。城内建筑废墟之上和周边，散置着大量的石龟蚨、石柱础、角石、汉文和叙利亚文石刻、石构建、石臼、以及雕刻着各种精美花纹的建筑石刻和石碾轮等。

在古城西北部一处建筑遗址西侧，发现汉白玉碑首一块，上刻“王傅德风堂碑记”篆文两行，碑身已不见。黄奋生著《百灵庙巡礼》一书中曾抄录碑文。此碑原有多字，是前净州路儒学教授臣三山林子良奉赵王怀都的“钧旨”撰写的，由王傅都事刘德彰篆额。碑文内容虽为赞扬赵王历任王傅而作，但其前半部分则叙述赵王的世德，故可补《元史》赵王世家记载的不足。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盖山林先生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多次调查该古城及周边墓葬，并对部分景教墓地进行了发掘，著有《阴山汪古》专著一部。

这些考古资料发表后，国外和国内的学者据此进行的研究论著多有发表。21世纪初，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意大利的热那亚大学合作对古城作了联合调查和测绘、录像，并作了局部的发掘。

城内遗址所出陶瓷片不算太多。以釉色晶莹的青花瓷片数量较多，上有行龙、花草、楼阁等精美的花纹。天蓝色的钧窑瓷片也比较常见，器底下往往有墨书的藏文和汉字题记。磁州窑系的黑花瓷片也比较多，还有青釉花式口瓷盘、白釉瓷壶、绿釉香炉和绿琉璃小泥塔的印模等。城内还发现有开元通宝、泉宗通宝、嘉佑元宝、元封通宝、祥符通宝、熙宁元宝等六种钱币。此外，还发现有丝绸、麻布、铜器残片、砺石、木云纹饰件、桦树皮器残件等。

在古城之外，建筑遗址主要分布在城东和城南。城东有大片的成排建筑物废墟，其间有明显的街道。城外东北部有烧制砖瓦的冶铜炼铁的遗址，地面散布有砖瓦和铁渣。古城南门外有庙宇和房屋遗址。从艾不盖河冲开的断层上可以看到灰层厚1—2米，地面上散置着砖瓦、石柱础、石臼、兽骨及瓷片等。年配合河道整修工程所作的试掘，也出土了较多的遗物。

敖伦苏木古城作为汪古部的首府，多数学者对此持肯定的看法。金末，由于阿剌兀思归降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与阿剌兀思家族“仍约世婚，敦交友之好，号按达-忽答”，所以将阿剌兀思家族世居的这座堡子称按达堡子，是汪古部最早的政治中心。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另在黑水（艾不盖河）边上兴筑城池，故称新城。新城在至元二十年

（年）夏四月和二十五年（年）秋七月，两次见载于《元史》。在《经世大典·站赤》和王恽关于《振武屯田》的意见中也提到了新城，并把它与砂井、净州联在一起。到大德九年（年）秋七月，又“以黑水新城为静安路”，到延佑五年（年）三月，“改静安路为德宁路，静安县为德宁县。”由此可知，元代史料中的新城、静安、德宁都是现在的敖伦苏木古城。

三、汪古部的景教墓地

汪古部是一个信仰景教的民族，景教是基督教聂斯托里派传到中国的名称。约在公元三世纪时，东方和西方的基督教在教义上产生了根本分歧。罗马天主教会主张耶稣是由处女玛利亚所生神的儿子，而东方教会的聂斯托里则主张耶稣是由玛利亚所生人的儿子，后来成为神。公元年东方教会的教义被判为异端邪说，其信徒受到罗马帝国的驱逐。聂斯托里派的信徒自称为亚述东方教会，竭力向东方传播，公元5世纪以后传入中国。在唐代，各种宗教信仰都很活跃，聂斯托里派被称为景教，明代在西安附近的周至县发现了一通《大秦景教流行碑》，碑铭记载了景教在中国流传的经过。唐会昌五年（年），唐武宗灭佛，其它各种宗教也受到了打击，在长安的景教徒与众多的回鹘人一起，为了避免遭受迫害，便跑到了北方草原地带，于是景教便在北方草原游牧民中扎下了根。金元之际，北方草原上的汪古部、乃蛮部和克烈部等，都是信仰景教的部族。元代汪古部首领阔里吉思，本是一位景教信徒，至元三十年（年），罗马天主教皇派遣约翰·孟德高维诺来中国传教，他属于方济各会，先在大都建立了教堂，后又说服了阔里吉思，给了他一个很小的僧职。阔里吉思便率领他的部众都皈依了天主教，并在他住的城里兴建了一个如皇宫般的教堂。阔里吉思于至元三十一年（年）封为高唐王，大德二年（年），阔里吉思为元朝在西北平定叛乱时，遭遇突然袭击，战败被俘，不久便死去了。由阔里吉思带领改信天主教的信徒，便又改信了景教。汪古部人信仰的景教和一度信仰过的天主教，也随着元王朝的灭亡而消失了，以至于到20世纪初发现一系列景教遗存时，使人很难相信在6—14世纪时中国曾经存在过景教。

（一）汪古人的葬制

汪古人由于生前宗教信仰、社会地位和时代先后的不同，在葬制上也略有不同。我们以发掘过的几处汪古部墓群为实例，说明汪古部的丧葬制度。其中，达茂旗毕其格图好来、敖伦苏木古城东北、木胡儿索卜嘎古城附近的墓葬群属于阿剌兀思一系汪古人的墓葬；四子王旗锡拉木伦河流域的王墓梁景教徒墓地、沙井故城附近的墓群可能是耶律氏一系汪古人的墓葬等。

1.毕其格图好来墓地

位于达茂旗敖伦苏木故城西北15千米的白彦敖包苏木毕其格图好来。这是一处专门的汪古部陵园。陵园坐落在一片群山环抱的平地上，东、西、北三面为山峦，仅南面不远处有一个狭窄的山口，是进出陵园的天然阙口，陵园四周有围墙，但因残失殆尽，仅有微迹可查，土垣最高处约30厘米。年，对这处陵园内的墓葬进行了发掘。陵园内有积石墓19座，另有4座在陵园的北面和南面。

墓葬表面都用石块围成圆形，直径5米左右。有些墓顶立着高大而扁平的尖石或石板，一般立石高可达1米左右。从墓表石块放置的情况看，这个陵园曾被盗掘，以至于墓顶石块全被放到了墓穴的周围。这个陵园的死者虽然也是景教徒，但并没有发现景教特有的标志——诺亚方舟式的墓顶石，而是在墓旁立着古叙利亚文的石碑。从发掘的陵园北面的毕M1观察，地表为堆放不规则的石块,其下为黄沙土，墓穴为土坑竖穴式，内置木棺，头向西方，仰身直肢葬。尸骨足部出土有三角形桦树皮鞋垫，在木棺外后部有两件弓囊，其旁有一带铁环的木块,上面镶嵌有一件长方形穿孔骨片，估计应当是马具。在这处陵园的南面0.5千米的小山坡上，还发现有两座圆形石堆墓，墓穴以砖砌成，中间放置木棺，棺外有铁箍两道。出有铁车辖、铜镜、铜车马器、绿松石饰件等。

2.敖伦苏木古城东北墓群

位于古城东北方向约1千米处。地处丘陵地带，地表散布着数以百计的石堆墓。墓葬的建造不够规整，排列顺序也不完全一致。每座墓的地表用大小不等的石块围成一个圆形，作为墓葬的标志，墓表的直径3-6米，略高于地表。地表散置着很多大而扁平的石板，有的正面有长方形的凹槽，而且是一端较大，一端较窄的长梯形，应当是景教墓顶石的底座，有的石座侧面还雕刻着精美的花卉。在年秋发掘的一座墓葬，墓表石圈直径3.2米。墓穴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因

早年被盗，坑内填满沙土和巨大的石块，从扰乱的青砖看，墓穴内可能筑有砖室。墓深2.2米，在扰土中发现有桦树皮鞋垫。在墓葬的北边发现一座残断墓碑，碑高1.2米，宽0.4米。碑文上方刻十字架，碑文是汉、蒙、叙利亚三种文字写成的。汉文两行为“亡化年三十六岁，泰定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死者是汪古部人，名叫阿兀剌编帖木郏思，生前的官职是京兆府的达鲁花赤，后来为怯连口都总管府都总管（图八）。此外，在墓地还发现了刻有十字架的古叙利亚文石碑一块，散置在一座古墓之旁。

3.木胡儿索卜尔嘠墓群

位于达茂旗木胡儿索卜尔嘎古城东北方的高地上。这处墓地早年被盗，墓地散布的盗坑约有余个。墓葬基本没有封土，也无石碓，发现了十几块已经挪动了位置的景教墓顶石（图九、图一〇），有的深埋于地下，有的半露于土中。墓地上原有享堂之类的建筑，至今仍有残断的砖瓦和滴水散布期间。滴水的样式与古城出土的十分相似。在墓地西北部，发现半圆形馒头状景教石刻一件，其上刻有十字架，可能是景教塔顶上的构建（图一一）。年和年发掘了其中的20座墓葬。墓葬基本都是土坑竖穴式，少量为洞室墓。大部分墓葬深1米左右，墓室长3米，宽1.2米，有木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西，有的穿着丝绸质地的衣服。

4.王墓梁景教墓地

位于四子王旗西南大黑河乡丰收地村东北的一处高地上。在20世纪初，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就曾调查过这处墓地，并发现了陵园内的耶律公神道碑，还拍摄了墓地的景教墓顶石。

这处墓地位于锡拉木伦河之东的高地上，西距河道非常近。陵园四周的土垣至今犹存，但是保存较差。陵园呈正方形，每边长75米，南墙中段设门。依据调查，这个陵园四角原来立有石柱，其内有龟趺（图一二）、石碑、翁仲（文武官吏各一）、石羊、石猪、石狮、石供桌和17个景教墓顶石（图一三）。年发掘时地表石刻已经残缺不全。从地表遗存看，当时的墓顶没有封土，墓葬的标志就是景教墓顶石（图一四）。放置方式是在与地表平齐的墓顶放置扁平的板石，其上放置中间为凹槽（图一五）或凸起（图一六）状的底座，座上摆放景教墓顶石。年发掘了21座墓葬。墓葬在陵园内排列有序，为南北向陈行排列，间距在1.2-7.8米。大多早年被盗掘。在21座墓葬中，长方形竖穴砖墓11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10座。墓葬多为单一木棺，有两座墓为一棺一椁，有的棺外加铁箍2-3道，箍上有铁环，以便系绳。尸骨多仰身直肢葬，头向西。随葬品位置有一定的规律：女性头部两侧放着用桦树皮制作的顾姑冠，其上有金筒和云形铁片，铜镜放在头侧或腰侧，在腰部衣袋中放着粉囊和木梳，耳上挂金或铜耳坠。手指上戴金戒指，头巾或帽子上，往往有各种样式、各具异彩的珠饰。还有螺蛳壳、瓷灯碗、钱币等。有的墓主人身上穿有“纳石失”（织金锦）袍，足见身份高贵。根据墓地出土的耶律公神道碑有“正陵间生孙子春子成”和“公讳子成”字样，可以认定这处墓地是耶律子春和耶律子成家的家族墓地。

（二）墓葬制度反映的几个问题

第一，汪古部葬制受突厥人影响很深。汪古部是由突厥后裔经过混血二形成的部族，因而在生活习俗上不能不受到突厥的影响。《北

史·突厥传》和《周书·突厥传》记载的突厥埋葬的仪式相同：“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匹及经服用之物，并尸具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发黄，秋冬死者，候华茂，然后坎而瘗之”《隋书·突厥传》所载略详：“有死者，停尸帐中，家人亲属多杀牛马而祭之，绕帐号呼，以刀划面，血泪交下，七度而止。于是择日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可以说，突厥以上的这些葬俗也影响了金元之际的汪古部。突厥墓顶常常堆积着石块，并环立着扁平片状的巨石。而很多汪古部的墓葬顶部也往往堆有石块，并在墓周立有石板，这可能是突厥人的“尝杀一人，则立一石”之故俗的延伸。此外，汪古部火葬之俗也多有保留。如耶律氏陵园，砂井总管府、集宁路附近的汪古部墓葬都有火葬者讲骨灰放入陶罐埋葬的现象，这与突厥的火葬习俗是有关的。

第二，汪古部葬制度受汉族影响，时代越晚影响越深。汪古部的多数墓葬已经放弃了火葬，接收了汉族土葬的方法，这不仅从发掘的墓葬可以得到证实，也可以从文献记载中得到印证。《驸马高唐忠献王碑》记载，“先王（指阔里吉思）旅葬卜罗，沉寂之地……”迁葬时，“奠告启视，尸体如生。”这不仅说明历代汪古部首领是聚族而居，同时也实行土葬。其实，汪古部仿效汉俗由来已久，金代马氏汪古马庆祥立褒忠庙便是一例。耶律氏陵园中有翁仲和其他石刻也完全仿自汉俗。

第三，汪古部葬俗存在差异。汪古部领地的墓葬由于年代早晚、宗教信仰以及汉族葬俗影响程度不一，各个墓群的情况也有较大差异。毕其格图好来陵园更多地保留了汪古部的固有习俗，地面墓顶堆积石块，并立有条石。而王墓梁耶律氏陵园，在墓顶则放有景教徒墓顶石。敖伦苏木东北墓群、王墓梁、毕其格图好来等墓群都是砖砌或是土坑竖穴墓，而木胡儿索卜尔嘠古城附近的墓群却流行土洞墓。

总之，汪古部领地内，虽然因汪古部人族源来自突厥，故仍保留着突厥人的葬俗，但由于各汪古部族来源地有别，同时受到汉族葬制的影响程度亦有不同，因而流行着略有差别的葬制。

四、汪古领地的社会生活

汪古部人生活的区域，地处阴山南北的农牧交错地带，根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推断，其生业当是以定居的农业生产和家庭饲养业为主，同时商业贸易、建筑业和手工业也有一定的规模，本文仅对日常生活、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习俗做初步的探讨。

（一）衣冠

在汪古部领地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中，发现了几批窖藏衣物，同时在墓葬发掘中，也得到了大量的汪古人的衣冠资料。其中，王墓梁耶律氏陵园出土的顾姑冠数量最多，制作精美且保存完好。顾姑冠一般用两块桦皮接起来缝在一起，再围合成圆筒，把接合处用彩线缝扎起来，筒外包裹色泽艳丽、花纹精美的各类丝绸，其上缀连着各种各样的珠饰或其他装饰品。比如，有的外面包着绚丽多彩的团花绸，上饰一对花纹精美的金筒以及铁制的十字架，有的包有印着“寿”字的寿字锦，有的镶嵌或坠挂绿松石、琥珀串珠等。

顾姑冠，又写作姑故冠、故故冠或罟罟冠。《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说：“妇人冠以桦皮，高二尺许，往往以皂褐笼子，富者以红绡，其末如鹅鸭，名曰故故。大忌人触，出入庐帐须低徊。”南宋使者孟珙在他所写的《蒙鞑备录》一书中说：“凡诸酋之妻，则有顾姑冠。用铁丝结成，形如竹夫人，长三尺许，用红青锦绣或珠金饰之。”这当是指的蒙古人的旧俗。元末诗人杨允孚《滦京杂咏》诗曰：“香车七宝固顾袍，旋摘修翎付女曹。”诗后自注：“凡车中戴固姑，其上翎毛又尺许，拨付女侍，手持对坐，虽后妃驭象迹然。”

在王墓梁出土的顾姑冠上曾经发现过孔雀羽毛，应当就是杨允孚所谓的“修翎”。由此可见，到元代末期，蒙古族贵妇人中普遍流行顾姑冠上插雉尾的习俗。

柏朗·嘉宾称顾姑冠为“鲍吉塔克”或“鲍卡”，他说：“已婚女子不穿戴这类衣物是绝对不能抛头露面的，因为这是她们区别于其他女子的标志。”看来顾姑冠不仅是一种礼帽，也是表明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特殊标志。

欧洲的另一个旅行家威廉·鲁布鲁克也把这种帽子称作“波克”，他在《鲁布鲁克东行纪》中描绘了那一群群使他感到奇异的骑着骏马在草原上奔驰的头戴“波克”的蒙古贵妇说：“因此当几个妇女一起骑马时，打老远看她们，她们就像士兵，头戴盔，竖执矛。因为这个波克像一顶头盔，它上面的羽茎像一支矛。”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位元朝皇后的画像，这个妇女的头上也戴有高高的顾姑冠。

同时，汪古部妇女也有戴头巾的习惯。耶律氏陵园就出土过提花织锦做成的头巾。还有许多的衣着织物，如大批精美的丝绸和麻织物，有的至今色泽如新，光彩动人。丝织物中有织金锦、提花织锦、绣花织物、花绫、绢、纱、刺绣等。汪古部人身上的穿着上，女性着裙，男女都穿长袍。长袍的形制多是窄袖细腰，左衽。穿的鞋靴有绣花丝靴、皮鞋和云头靴。在鞋的后跟部常常垫有三角形桦树皮块。

（二）日常生活和风俗

出土的日常生活用品很多。用于炊事的有各种陶、瓷器皿和桦树皮制品；卫生和化妆品有牙刷、木梳、铜镜、粉囊；日常工具有剪刀、针荷包、铁刀、锥、镊子、拐杖；装饰品有簪、臂钏、戒指、琥珀、玛瑙、琉璃制品、石雕花帽饰；玩具有嘎拉哈、铜铃、绿釉双狮、白瓷小狗、白瓷小羊、影青瓷人、三彩金刚力士头像等。

在家居生活方面，许多遗址发现有土炕，有羊毛毡和被子，墓葬常出装有荞麦皮的枕头等，所有这些习惯与今天北方人的情况没有太大差别。从发现的灯盏、灯碗和石灯座来看，晚上还可以点灯。家里还普遍有养狗的习惯，在多处遗址发现了狗骨。这和家居及畜牧业都有密切关系。元代的汪古部地区，饮酒之风甚盛，集宁路古城内发现有酒杯和酒瓶，有的酒瓶肩部还刻有“葡萄酒瓶”和“葡萄”字样（图一七）。葡萄酒是在汉武帝时输入中国内地的。太原的葡萄酒在唐代已经闻名遐迩，元代曾作为贡品，并引起了欧洲人的赞美。当时还流行下象棋的习惯。在东胜州和集宁路古城都发现了铜质的象棋子，其中有士、马、炮、象、卒等。

蒙古民族是一个喜欢金银质用具的民族。在锡林郭勒盟镶黄旗乌兰沟的蒙古族少女的墓葬里，出土了一件包金马鞍和高足金杯、金手镯、金耳坠等。纳石失辫线袍，是蒙古贵族惯用的服饰。“纳石失”是波斯语，意为“金线”。出土于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明水汪古人墓地的纳石失辫线袍，绣有头戴王冠的狮身人面图案，这种纹样具有明显的中亚风格（图一八）。

（三）语言文化

从考古资料和文献看，元代汪古地区是一个各民族聚居的地方，流行着多种语言和文字。当时的汪古人文化素质较高，比如居于净州的马氏汪古锡里吉思就颇有才学，“凡诸国语言文字，靡所不通”，“侪辈无出其右，年未二十，已能通六国语”。可见当时丰州一带学风甚浓，各种语言文字颇为同行。

在东胜州出土的铜权上，铸有汉字、八思巴字、畏吾体蒙古字和波斯字的铭文，说明这几种文字是当时流行的文字。此外，在呼和浩特东郊丰州白塔的游人题记中和景教墓顶石上，都有古叙利亚文。在元代后期，这一地区还传入了藏文。德宁路古城就有藏文题记的石碑。从各种文字出现的频率来看，汉文是汪古部地区最流行的文字，古叙利亚文往往用于和景教相关的地方，蒙文和藏文则与佛教有关。

在元代的汪古部地区文化也有一定的发展。史称汪古部长阔里吉思“崇儒重道，出于天性。兴建庙学，裒集经史，筑万卷堂于私第，讲明义理，阴阳术数靡不经意”。说明这位汪古部首领不但建有自己的藏书馆，还在经史、阴阳、数算方面都有浓厚的兴趣和学养。在文学方面，马祖常和赵世延都是元代文坛上的耀眼之星。《元史·马祖常传》说他“工于文章，宏赡而精核，务去陈言，专以先秦两汉为法，而自成一家之言，尤致力于诗，圆密清丽，大篇短章无不可传者”。其大量诗词至今仍广为流传。在集宁路和净州路的调查、发掘中，也都发现过镇尺、陶砚、石砚、毛笔和铜印押等文房用具。

由于元王朝采取崇儒尊孔的基本国策，在元上都、元大都应昌路和集宁路等地均建有孔子庙，所以汪古领地的儒学也十分发达，许多汪古人也成了著名的儒者，如阔里吉思、马祖常和赵世延等。延佑元年（年），元仁宗下诏，要汉人参知政事必须任用儒者，中书省臣居然把赵世延作为汉人儒者提名，其儒学造诣的深厚可见一斑。

此外，汪古地区还存在着佛教以及道教和伊斯兰教的信仰，特别是佛教，是汪古地区仅次于景教的宗教信仰，曾修建过诸多佛教寺院，并有佛教徒墓塔及塔铭出土。一般来说，汪古人多信仰景教，汉人和其他民族多信仰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

五、结语

分布于阴山南北的汪古部遗址和景教遗存，是金元以来留存至今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自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首次发现赵王城以来，经过近百年来中外学者的探寻和研究，有关汪古部和景教的面貌，终于初现端倪，揭开了其神秘面纱的一角。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以及文献史料的梳理，我们初步探讨了汪古部人的族属、来源和分布范围；基本掌握了汪古领地内城址和墓葬的分布、景教徒丧葬习俗、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特点；大致了解了汪古地域的社会经济形态、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但是，这些研究还远远不够。今后，有关汪古部人族源和语言文字的探讨；汪古领地内城址和村镇遗址分布、城址规模和布局、人口数量的研究；汪古部地域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贸等经济形态和社会生活习俗的研究；汪古领地内的政治制度、军事防御、文化教育和宗教信仰诸多方面的研究；景教信仰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所产生的作用的研究等等，都是需要我们逐步着力澄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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