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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考古发现综述
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长足地发展。为了顺应国家文物局考古遗址博物馆、大遗址保护的步伐，有探索早期聚落及社会研究的主动性的科研课题，有配合国家大遗址公园、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或配合展示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和展示性发掘，也有配合基本建设或遭遇破坏的抢救性发掘。为了加强考古发掘项目的课题意识，很多发掘从最初的抢救性发掘向课题研究方向转变。
一、主动性科研项目
为了延续年以来“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人类文化、生业与环境”课题，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联合开展“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课题，针对该课题，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了相关工作。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科研发掘工作。
1.清水河县岔口遗址
年对环壕重点进行了测绘、发掘和航拍，在-年配合万家寨水利工程建设发掘工作基础之上，将环壕南门继续往东西两侧扩充发掘，并首次发掘了环壕的东门，发掘面积约平方米（图一）。初步钻探结果表明，遗址外围是挖筑规整的圆形环壕，呈封闭状。圆形环壕直径南北米，东西米，形成规模巨大，结构严整的环壕聚落遗址。环壕内面积近6万平方米，目前南、东、东北各发现一处门址。环壕沟体截面呈梯形，口宽、底窄，上口宽度通常为8-9米，沟深2.5-2.9米。
图一清水河县岔河口环壕遗址发掘区全景
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有泥质红陶、夹砂红褐陶和少量夹砂灰褐陶３夹砂陶质地较粗，陶色深浅不一，砂粒较大，个别夹碎蚌壳。皆泥条盘筑而成。纹饰除素面外有大Ｍ的弦纹、线纹、绳纹及附加堆纹等。泥质陶多彩绘或素面，质地细腻坚硬，陶色较纯。夹砂陶器表多施各类纹饰：彩陶多施黑彩，少量施红彩。纹样多弧线三角、圆点、花瓣纹等。主要器型有小口尖底瓶、盆、钵、罐、瓮等。
石器以打制、磨制石器为主，多由砂岩或沉积岩磨制而成。器型规整，个体较大。主要器型有磨盘、磨棒、斧、锛、刀、杵、环等。
2.凉城县永兴镇板城石城
、年曾两次对板城石城进行过较为全面的测绘和钻探式发掘，此次发掘的位置临近石城墙北部墙体隔冲沟的东南部坡体之上。发掘面积约平方米，共发掘房址6座、陶窑4座、灰坑7个。
F1主室平面呈凸字形，进深大于间宽，门道向东（图二）。窑洞内间宽、进深厘米。墙壁为生土墙，墙壁上大部分可见抹过的痕迹，屋顶局部塌落，为了保存其完整性，我们按照保存较好的部位沿弧度进行清理。房内最高处约厘米。灶为浅坑灶，圆形。院落大致呈长方形，东南部略有破坏。南北长、东西宽—厘米。
图二凉城县板城遗址F1全景（由东南向西北）
4座陶窑仅1座残外，其余基本完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横穴式，由西向东可分为窑室、进火口、火膛和工作区，窑室和火膛由进火口相连（图三）。整个陶窑为东西向，窑室位于西部坡上，为圆形袋状。火道可见有南北两条主火道，呈斜坡状。火膛位于窑室的东部，与南北两个进火口相通。操作间位于火膛东部坡下，大致呈长方形，宽—、长约—、残深50－0厘米。另一类为竖穴式，窑室与火膛为上下结构，窑室基本破坏，残深２—5厘米。窑箅保存较好，圆形、直径、厚20厘米。有7个火眼，呈梅花状分布，中间较大，四周稍小。火眼下方即为火膛，为椭圆形袋状。火膛下部坑壁较为规整，清晰可见窑壁的建造是由窄条状加工工具挖掘而成。
图三Y1窑室
本次发掘旨在对河套地区岱海区域早期社会文明的演进作进一步了解，因该石城经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已经确认为一处老虎山文化石城。而本次发掘加强了对该遗址文化内涵的了解，且初步取得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1）发掘区内集中发现了较多的陶窑，结合以往的发掘资料，初步判定该发掘地点应为板城遗址的陶窑烧造区，且也存在居住建筑，此区域应有可能发展成为陶工的工作和居住区，为探讨这一时期聚落内区域规划提供了依据。（2）保存基本完整的窑洞式房屋F1和清理的石灰面窑洞式房屋F5，为了解本地区老虎山文化的建筑技术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且为研究中国北方地Ｋ窑洞式建筑的发展序列提供了重要参考。（3）发现的陶窑可分为横穴式和竖穴式两种，反映了陶器烧造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为进一步了解岱海地区的陶窑建筑技术和陶器烧造技术提供了重要资料。
3.赤峰市南湾子兴隆洼文化和小河沿文化遗址
赤峰市翁牛特旗南湾子遗址，揭露兴隆洼文化时期房址9座，兴隆洼文化时期灰坑4座，小河沿文化时期灰坑5座。房址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近正南北向，大致可分5排。房址总体保存状况较好，堆积最厚处保留约0.8米，直壁平底，面积在10－50平米之间。房址内均发现灶址，大部分为石板灶，平面形状可见圆形与方形，F1、F3发现保存完好的门道。房址活动面保存较好，可见烧烤面及生土踩踏面两种，加工考究（图四）。房址内部东、西、南三侧发现高约3-5厘米的土棱，将活动面分为居住及储存加工两区，居住区内摆放器物较少，绝大部分器物放置于土棱之外。房址内外柱洞不多，仅在土棱之上发现少量几个。F2石板灶北侧放置石人像两具，初步判断为一男一女，女性石像的眼部、嘴部放有蚌壳做成的眼睛及牙齿。F3东北角土棱内部，堆放有大量动物骨骼，初步鉴定为猪、鹿和牛骨骼。
图四赤峰南湾子遗址F1全景
本次发掘所获器物主要为陶器和石器，绝大部分出土于房址内。陶器可见筒形罐、陶杯、陶盅等，石器有大量的磨盘、磨棒、饼形器、圆窝石器,另有少量的石铲、环状石器等。
南湾子北遗址揭露了兴隆洼文化晚期的一处小型聚落，属白音长汗类型，器物多为兴隆洼文化晚期，少量可到中期。此次发掘丰富了兴隆洼文化的内涵，尤其是保存完好的土棱状结构房址，为研究兴隆洼文化时期的房址加工方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材料，F2内发现的两具石人像对于研究此时期的原始信仰及崇拜有重要意义（图五）。
图五赤峰南湾子遗址F2灶址北侧出土石人像
二、配合大遗址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和展示所做工作
1.和林格尔盛乐古城
为了配合盛乐古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年对盛乐古城的北城进行了发掘和钻探。发掘唐代的建筑台基，辽金时期的房址、灰坑等。对盛乐古城北城中部有两处呈南北分布，当地人俗称“大煤山”和“煤山”的遗存进行了发掘。发现该地点为一处大型唐代建筑基址，呈西北－东南走向，总体结构近长方形，东西两边外呈凸字形，东西（面阔）长约50米，南北（进深）长约15米，总面积约平方米（图六）。台基南部被辽代的房址打破，表面见不少夯窝。东西分别发现有2个、3个磉堆结构。台基北部堆放的都是杂乱瓦片，大部分为板瓦，少量为筒瓦，部分瓦片下面发现木炭火烧的痕迹；台基南部堆放的多为砖块，少量石块，大部分杂乱，少部分倒塌有序，特别是靠近台基的地方有部分护基砖墙结构还保存较好。南部在距台基30厘米左右，发现保存较好的一段砖墙，里面有填土，应为护夯基的用途。在砖墙外大约50厘米处还有一列排列较规整的石头，推测应为回廊或台阶结构。出土遗物主要是唐代的建筑构件，分布在台基的四周，较为典型的有莲花纹瓦当，绳纹长砖、滴水等。
图六盛乐古城唐代建筑台基清理后全景
在盛乐古城中城发掘了辽金时期的房址１组、灰坑56个、灰沟1条、火坑1组等（图七）。房址近南北走向，破坏较为严重北墙、东墙、西墙南部保存相对较好，残存十块左右的墙砖，东墙与西墙室内墙角地砖保存较好，南墙尚未发现；根据墙砖的摆放以及地砖的水平高度，我们分析该房址至少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灰坑坑口有圆形、椭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等。以圆形居多，长方形次之，楠圆形和不规则形等；坑壁分为直壁、斜直壁和弧壁三类；坑底有平底和阛底之分。形制规整的应为当时的窖穴。基本上都为垃圾坑，里面包含物主要有散乱石块、瓦片、炉渣（火烧结晶体）、红烧土、土坯砖等。出土的遗物有陶瓷片、铁器、铜器、建筑构建、铜钱等。出土有较多瓷片，较为典塯的有兔毫盏、油滴盏、人形及兽形瓷塑；铁器主要有刀、权、钉等；铜器主要有耳勺、带钩等。建筑构建有瓦当、滴水、砖等。瓦当纹饰以兽形纹、乳钉纹多见砖为辽代典型的沟纹砖；铜钱主要有开元通宝、咸平元宝、崇宁通（重）宝、皇宋通宝、元丰通宝、紹元圣宝、大观通宝、治平元宝、大定通宝等。以宋钱为主，也有唐、金时期的。
图七盛乐古城辽金时期发掘区全景
2.辽上京遗址
城址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汉城两部分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总面积约5平方千米。皇城城墙保存较好，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宫城位于皇城的中部为了进一步认识辽上京城址的布局和沿革，促进对辽上京遗址的有效保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二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辽上京考古队，于年6月－10月，对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二号殿院落南廊庑遗址、连接皇城东门和宫城东门的主街遗址等进行了考古发掘或试掘，取得了重要收（图八）。
图八辽上京宫城南门俯视图（甶北向南）
宫城南门位于宫城南墙中部略偏西，年发掘的南北向大街（一号街道）贯穿南门而过。宫城南门遗址由东、西两侧的墩台、中间的单门道和登临墩台的内侧（北侧）马道三部分组成。根据夯土遗迹和门道内外倒塌的砖瓦堆积，可判断城门之上建有木构门楼建筑。夯土墩台保存较好，其中已揭露的西墩台残高3.25米。墩台各面边壁包砖，现仅存底部几层；包砖底部包边条石基础保存较好。东、西夯土墩台中间设单门道，进深8.2、宽约7.8米原位保存有将军石、石门限和门砧石等设施。门道两侧的城门基础作法为石柱础上铺木地栿，上立排叉柱，石柱础每侧6个，即城门门道进深5间。将军石南侧发现葬二犬二羊的埋藏坑，较为罕见，应与城门营建时的祭祀有关。马道紧贴城墙北侧而建。根据层位关系和遗迹解剖情况可知，宫城南门在辽代可分为四次大的营建，第一次营建应是辽代早期始建；第二次扩建墩台，可能与文献所载辽太宗“辟承天门”有关；第三、四次修建分别在墩台边壁上刷有白灰皮和作包砖包石。城门及城墙在金代被彻底废弃，完全被金代小房址所叠压，仅南北向大街（一号街道）继续沿用。
根据考古钻探情况，我们对位于皇城东门和宫城东门轴线上的二号殿院落南廊庑遗址的西段进行试掘，初步确定本院落南廊庑西端的保存状况。同时也对位于皇城东门和宫城东门之间的道路进行试掘，可知东西向主街现存3次主要营建迹象路面残存宽度40余米，最宽曾达76米此外还发现金代陶窑址和房址等普遍破坏了辽代遗迹。
本次发掘辽代出土遗物以瓦当、筒瓦、板瓦、沟纹砖等建筑构件为主；金代遗物有陶瓷器、铜铁器和砖瓦建筑构件等。
对辽上京宫城南门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主要有以下几点收获。
（1）宫城南门遗址是辽上京遗址已发掘门址中保存最好的门址。通过细致的考古发掘，我们首次了解到辽上京宫城南门营建技术、形制结构及其沿革，为研究辽代门址提供了重要资料。
（2）通过考古钻探和试掘，我们确认辽上京宫城内第二进院落遗址的存在，为研究辽上京城址布局提供新的实物材料。
（3）通过考古钻探和试掘，我们确认皇城东门至宫城东门之间的道路宽于40米，而宫城南门外的南北向大街仅宽20米。可以认定这条东西向主街是辽上京城内最宽、最重要的中轴大街。
（4）通过对宫城南门遗址发掘可知，宫城南门是过洞式单门道的形式，而宫城东门为殿堂式三个门道。并且宫城东门外的东西向主街至少是宫城南门外南北向道路的2倍宽。这些发现再次确认辽上京皇城营建之初，就是以东门作为中轴线、以东向为朝向进行规划布局的本次发掘是辽上京考古的重要成果，进一步推进了对辽上京城址布局和沿革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3.集宁路古城周边墓葬及其他遗存
集宁路古城北墙东段外侧大荒滩墓地，共发现金元时期墓葬45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43座（图九），砖室墓2座，其中一座为竖井式墓道砖室墓，一座为斜坡式墓道砖室墓。墓葬方向多在3°－20°之间其中成人墓41座，儿童墓4座，成人墓长－厘米，宽54－厘米，儿童墓长－厘米，宽44－60厘米。在45座墓中，有16座合葬墓，其中同穴合葬墓8座，异穴合葬墓8座。部分墓葬被盗严重，人骨散乱，葬式已无法辨别，可明确判断葬式的皆为仰身直肢葬，头端向北，仅有一座方向不同，为头端向东。葬具多为木质梯形棺，长－厘米，宽42－70厘米，棺板厚1.5－4厘米。由于多数墓葬被盗，出土遗物甚少，有陶、瓷、铜、玉石器、骨器、木器等：陶器有碟；瓷器有酱釉罐、黑釉罐、酱釉梅瓶、黑釉小口瓶等；铜器有镜、钱、簪、钗、耳环、印、头饰等；铁器有镞、车館；玉石器有水晶珠、绿松石珠、玛瑙珠饰；骨器有骨扣、盒、骨带饰；木器有木梳；此外还有漆盒等。
图九元代棚木式土坑竖穴墓全景
此外，还发现大型建筑遗迹位于大荒滩墓地西部局部被墓葬打破。通过探沟解剖和钻探可知南北长约53、东西宽约23米。大型遗迹用灰褐色花土夯打而成，夯窝直径50－60厘米，厚18－28厘米。遗迹南侧有一条用灰褐色土铺垫而成的古道路，宽约2－4米，厚约18－30厘米，通至古城北墙，该道路与大型遗迹存有关系，应该是遗迹的辅助遗迹墓地南部发现一处古井遗迹，井口平面呈圆形，口大底小，井壁斜直圜底。井口直径4－4.1、深3.5米；底径0.8米。井壁用石头垒硇。
根据对大荒滩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的分析，可初步判断该墓地的时代为金元时期，与大型建筑遗迹、道路、古井的年代属同期。本次发掘的45座墓葬中，合葬墓占35％，合葬之风比较盛行。以往集宁路古城周边墓葬中曾发现多座人骨骶骨为10孔的墓葬，本次发掘又发现三座墓葬的人骨为骶骨10孔，这种情况可能与当时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尚需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进一步探究。年大荒滩墓地的考古发掘，为金元时期集宁路（县）的丧葬习俗、路网布设、附属设施研究提供了一批新的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元上都遗址西关厢发掘
为了配合元上都遗址的展示工作，年8至11月，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博物院等多家单位对元上都西关厢遗址进行发掘发掘区位于元上都遗址西关厢中部，距离外城墙米，发掘面积平方米,清理出房址9座，道路一条，灰坑1个，出土了瓷器、陶器、石器、骨器、建筑构件等一批重要的文物。
房屋遗址共完整揭露七座，其余两座只揭露部分（图一Ｏ）其中F1、F2和F4连在一起，F5、F6和F7连在一起房屋之间有门道相连，室内发现有火炕、坑和储藏坑穴等，一组房址内有功能区划。组与组之间墙体较厚，一组内的房址隔墙较窄。墙体多为土坯垒砲，火炕有三条烟道，建筑材料为土坯。地面仅局部用砖铺砌，大部分为生土踩踏面。F5与F6，F6与F7的隔墙是草皮垒砌而成道路方向为79°，宽度为11.75－14.4米，踩踏面有五层，1-3层为晚期路面，一般厚约20-50厘米。4、5层为早期的路面，路面坚硬晚期路面在早期路面基础上有所拓宽，南侧排水沟为梯形，上口宽、底宽55、深厘米。北侧排水渠口宽、深厘米。
图一〇元上都西关厢房址
灰坑位于探方Ⅰ内，房址3外西南角，呈不规则形。最长处、最宽处、深-，坑底88-厘米。
陶器有盆、罐、陶饼、纺轮、球、围棋子等。瓷器有碗、盖、盘、罐、瓶、局足杯等，有的碗底有墨书，“孟”、“记”、“刘六”等；骨器有骨把、牙刷、饰件、簪、矩骨、动物牙齿等；石器有石磨、磨石、砚台、石球、饰件等；铜器有环、钩、拉手、镞、小人、簪、钗、铜片等；铜钱有“崇宁通宝”、“天禧通宝”、“政和通宝”、“至和通宝”、“大定通宝”、“祥符元宝”等；铁器有剑、剪、圈、辖、钉、饰件等；建筑构件有长方形砖、梯形砖、五边形砖、沟纹碎，莲花纹瓦当、兽面纹瓦当、板瓦、筒瓦、滴水、琉璃瓦等。
通过发掘，对元上邡叫又厢的房屋格局和修违技术有初步了解。出土的遗物为研究元代居民的风俗习惯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5.万里茶道和林格尔县段调查
年4月6月，为了配合万里茶道申遗工作的推进，由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和林格尔县文物管理所联合队对和林格尔县境内的万里茶道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査。
万里茶道从山西杀虎口进人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有东西两条线路，东线：杀虎口站—报马房站—公喇嘛站―凉城县。西线：杀虎口站—新店子站—二十家子站—沙尔沁站―归化站。
（１）东线茶马古道自杀虎口站沿着浑河上游支流向西北蜿蜒而行，其途经后圪针沟、东湾、四家窑子等村庄，沿前窑子水库东岸向北延伸，贯穿新店子乡前石门、中石门、后石门和马艮河村，再折向西北，穿S24省道，沿着茶坊河河谷继续纵深，在黑老夭乡茶坊河沿线由南向北经前霸、中萌、后霸、炕板申、大汗沟、南夭子、报马房等村庄，再经黑老夭乡镇所在地继续延伸，经水磨、东沟湾、车铺夭、查罕板申、哈拉板申、南窑子、中二十家子村进人凉城县境内。沿线调查有“萬古流芳”石碑、“攸往咸宜”石刻文、“六字真言”石刻文和佛像以及车马古道等与茶道相关的遗迹。
（２）西线茶马古道自杀虎口起，向西北经过山保岱村，沿着S省道向西北延伸至佛爷沟村，折向西南，沿着浑河河谷经榆林城村、新店子村，再向西北继续与S省道并行至九龙湾村，又沿宝贝河流域折向西南伸人和林格尔县城。古道穿县城后折向北，经上土城村、土默特左旗沙尔沁乡，到达归化城（呼和浩特市）。沿线调查有三保岱石碑遗址、佛爷沟石刻群、武松碑等。
经过这次调查，对和林格尔县境内的万里茶道遗址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在三保岱村新发现了一块埋藏在地里的石碑，石碑的记载内容对研究万里茶道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三、配合基本建设或抢救性发掘转变为课题项目
配合基本建设中发现在基建范围内的一些具有重要发掘意义的遗址或墓地，随着基本建设的完成，该遗址或墓地的发掘还需要继续进行，我所针对此类项目将之转化为课题，以主动性的科研为目的立项进行持续计划性的发掘、保护和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收获。1.化德县裕民遗址
该遗址最早为年配合集通铁路复线工程建设中调查发现，年发掘的平方米中，发现了房址、石器和少量夹砂陶片，是本地区以往未曾发现的，根据器物特征推测时代可早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于是，从年开始对该遗址及周边地区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发掘。经过、—四个年度的发掘，对该聚落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共发现房址14座，灰沟1条和灰坑及墓葬等（图一一）。房屋依地势坡状分布，房屋大多为圆形二层台半地穴式，房址中部有一地面圆形灶，灶面的烧灰土堆积较高，部分灶面上放置有石块。有两座房址发现了门道，门道为长条状斜坡式。房址周边均有排列的圆形柱洞，多为壁柱，部分有二层台加固柱洞，柱洞制作粗糙。房址墙壁为黄砂土，损毁较严重，保存较差，部分房屋只保存有居住面。居住面为灰褐色砂土，地面粗糙，没有任何加工痕迹。房址大小不一，直径－厘米。灰沟开口在第④层土下，位于发掘区的西南部，东南至西北走向。沟的南沿坡面为自然坡面，略显慢坡状沟的北沿坡面较为陡直，沟口宽－厘米、沟底宽－厘米、沟深厘米；在沟面的南北均有房址分布。
图一一化德县裕民遗址航片
裕民遗址发掘出土遗物数量相对较少，主要出土在第④层的下部和房址内的填土中。出土器物共余件，其中大部分为石器，较少量的陶器、骨器。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残碎兽骨陶器可复原器形极少，多为较小的陶片。主要为夹砂黄褐陶、夹砂黑褐陶，质地疏松，火候低器型有圜底筒形罐、尖圜底釜、片状器片、敞口罐片等。骨器有锥、刀、镰等。
同时，以该遗址为契机，对周边区域开展了新石器早期遗址的专题调查工作，发现了7处遗址，涵盖打裕民时期文化至仰韶屮晚期义化。
通过课题意识的加强，对该区域新石器早期重点遗址进行大范围的调查工作，发现了一批内涵相近的遗址，填补了本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空白对裕民遗址的全面发掘，展现了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聚落面貌。对发掘遗址内的植物、动物及土壤等提取和检测，对该类型文化的文化面貌、生态环境、动植物驯化、种植等方面都能提供重要的证据。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人群的生活面貌、生业方式、气候环境、食物结构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2.多伦县小王力沟贵妃家族墓地
年，该墓地因为墓葬盗掘而引发抢救性发掘，最终发现了辽代的贵妃墓为了对贵妃墓及周边墓葬进行全面了解，以及墓葬临近地区的城址和其他遗迹的相互关系，遂汁划对周边区域进行调查、勘探和局部地区的钻探：年在继续研究贵妃墓的基础上，围绕墓地周边，在方圆十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文物调查，发现了辽代城址一座，遗址三处，有墓葬迹象的墓地一处对贵妃家族墓地进行了重点勘探，发现墓葬四座，基址一座，继年发掘的M1、M2（即贵妃墓）之后，今年又在该墓地发掘墓葬四座，其中两座早期被盗，墓葬规模不大，属辽代中小塑墓葬经发掘M3由墓道、墓室组成，墓道长３米，为一座未营建完成的墓葬，出土有砖雕莲花构件M4、M5分別位于贵妃墓地东西两翼，距贵妃墓分别为29米，呈对称分布，营建方式及形制几乎一致，墓室皆为砖砌方形，攒尖顶两座墓皆未见人骨。M4随葬１件定窑白籼葫芦瓶，M5随葬方形木函，木函已腐朽无存，仅存叫角铁质包角，木函内发现骨灰及一枚玉石质挂坠，挂坠也有焚烧痕迹M4及M5对称分布于贵妃墓两侧，形制有似墓葬耳室，应为贵妃墓的附葬墓坑。M6位于贵妃墓的东南，距贵妃墓10米，由墓道、墓门、甬道、主室４部分组成，墓道为斜坡式，两壁修整光滑，长6.7米，深约６米，填土经夯砸处理，较为坚硬，用巨大不规则的石块封堵墓门，甬道平面呈长方形，券顶由砖、石混建，北接墓室；墓门木质，仅存门框部分，墓室石砌，呈八边形，内用方木砲成木槨，单人葬，有使用木棺痕迹，棺盖被放置一旁，由于盗扰严重，葬式不祥（图一二）。出土了金、玉、银、石等材质的随葬品。其中出土有银质鎏金马具、围棋子等。据墓葬形制与出土遗物判断，应属辽中、晚期墓葬，最有可能属于辽道宗时期，为贵妃家族其他重要成员的墓葬，是该墓地已发掘的墓葬中年代最晚者。
图一二多伦县辽代贵妃家族墓M6航片
通过课题意识的转化，本年度工作有目的地开展和进行。
（1）对多伦县小王力沟辽墓周边的调查和勘探，目前基本弄清了辽代贵妃墓园的平面布局关系。
（2）家族墓之间的早晚关系也得以确认，其中M2（即贵妃墓）与其附葬墓坑应为该墓地年代最早者，M1年代较M2略晚，M6年代最晚，墓地时间跨度为辽圣宗至辽道宗时期。
（3）贵妃墓出土了大量瓷器，以定窑与越窑瓷器为主，这批瓷器的最大特点是口、足部分多加金、银包饰，是辽代釦器最为集中的一次出土。与陈国公主墓出土随葬品相比，金银器明显减少，且制作也较为简单，这可能与当时辽、宋战争剧烈，经济萧条，史书对金银器物的陪葬记载较少有关。
（4）有关根据墓志记载，M2墓主人为辽圣宗贵妃，通过对墓志和史书进行结合考察，基本建立起了贵妃家族谱系，且推测出贵妃及其家族应出自阿古只一系。在辽代9位皇帝中有4位皇后出自该家族，为辽代后族最为显赫的一支。
四、配合基本建设、抢救发掘项目
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基本建设项目中也涌现出较多的重要发现。
1.赤峰市元宝山区高家台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发掘
年9-10月，为配合内蒙古赤峰市至辽宁喀左高速铁路工程建设，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赤峰市元宝山区文物局联合对高家台子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余平方米。此次发掘发现的遗迹有灰坑15座、灰沟4条。灰坑平面形状有圆形、长方形、不规则形等几种，坑壁分斜壁和袋状两种，大多为平底。出土的遗物主要有陶器、石器、骨蚌器、动物骨骼等。
陶器有夹砂、泥质两类，夹砂陶砂粒大小不一，夹大砂粒者多用来制作炊器。少数陶色不纯正，器表呈红、褐、灰、黑色，以红、灰陶占多数。泥质陶略少，质地细腻。制法以泥条盘筑为主，一些小型器物用手捏制而成。鬲、鼎的足尖为后贴附而成。
陶器种类主要有鬲、罐、尊、鼎、甎、盆、豆、钵、碗、杯，以及纺轮、饼、环等。器表除素面和磨光的以外，纹饰中以绳纹最为常见，绳纹粗细不等，往往被间距不均的划纹旋断。其次为篮纹、附加堆纹，另外还有少量的弦纹、戳印纹、彩绘陶等。石器加工方法以打制和磨制为主，主要有铲、斧、刀、锄、锛，还发现有细石器。骨器均磨制而成，主要有刀、锥、镞、针等。
高家台子遗址出土的陶鬲、罐和覷、尊、盆等数量较多，器形与赤峰市松山区上机房营子、宁城县南山根等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同类器形相同或相近，出土的石器种类、器形也相同或相似，故推测高家台子遗址的年代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
2.库伦旗白家湾青铜时代遗址
为了配合大沁他拉至阜新的高速公路建设，内蒙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库伦旗文物局对该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达1余平方米，共清理房址16座、灰坑42座、沟2条、墓葬5座，出土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各类器物余件。
房址均为半地穴式，按其平面形状可分为圆形和圆角方形两种，部分房址居住面经过烘烤而形成烧结面（图一三）。房内堆积里包含大量的陶片、兽骨、残石器、草木灰等，应为房屋废弃后当作灰坑倾倒生活垃圾。灰坑分布在房址周围，从平面形状来看，有圆形、圆角方形、长方形、不规则形四种，以直壁平底为主。灰坑中出土有陶片、残石器、骨角器及大量兽骨。从出土兽骨看，食草类动物的骨豁所占比例较大。对遗迹堆积进行浮选后发现大量植物种子，以粟为主，另有黎、杏核等。
图一三库伦旗白家湾遗址F5全景
墓葬共发现5座，其中M1、M5保存较好，均为土坑竖穴墓，仰身直肢葬，随葬品仅发现两串料珠。
陶器以素面夹砂红褐陶为主，少量灰褐陶和黑灰陶。部分陶器器表施红陶衣或局部磨光纹饰有抹断绳纹、附加堆纹等。出土可辨认陶器有罐、壶、南、覷、盘、钵、盆等。石器有斧、锛、刀、钺等。骨器数量较多，多用动物肢骨磨制而成，有锥、刀、针、匕。
通过对发掘清理的遗迹及出遗物形制、纹饰等分析，该遗址与高台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都存在较为亲密的关系。
3.准格尔旗石口子遗址
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头道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期间对石口子遗址进行了再次调查。年9-11月，发掘朱开沟文化灰坑39个、房址1座，东周时期墓葬5座，获陶、石、铜、铁、骨等标本余件。实际发掘总面积平方米。
朱开沟文化晚期遗存有房址、灰坑。以圆形、椭圆形直壁状坑为主。坑内堆积为深灰色沙土，夹淡黄色土块、少量木炭颗粒和草木灰。包含物有大量夹砂陶片和泥质灰陶。红陶也占据一定比例。纹饰主要为细绳纹，仅有几片饰篮纹，亦有素面和磨光，可辨器形有鬲、小口矮领罐、高领罐。出土有大量狗、牛、羊等动物骨骼，还有较多贝壳。
房址均为地面式建筑，保存状况极差，多数仅残存居住面，部分仅存柱洞和灶。以F1为例，残存居住面，平而略呈长方形，方向°，间宽3.6、进深2米，面积约7.2平方米.门道位于南壁中部偏东处。门道宽0.6米。居住面厚约0.1米，呈青灰色，较为平整坚硬房址靠后壁中部布一处圆形地面灶，直径约0.8、烧结层厚约0.07米，灶内堆积为青灰色烧结土和黑色於土，灶面与居住面平。在灶的西部和东部分別有一柱洞，均为圆形。房址内填土所出陶片较少，以泥质灰陶为主，纹饰主要为绳纹，亦有少量篮纹，可辨器形有敛口瓮、簋。
另发现东周时期墓葬5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壁平直（图一四）。其中M2、M3、M4、M5为东西向，M1为南北向。墓地皆为单人仰身直肢葬，流行殉牲，以牛、羊为主。随葬品有铜器、铁器、骨器及玉石器等。铜器有镜、铃、环、带钩、针管等，铁器有短剑、削、锥、环等。另有水晶环、骨环等。
图一四准格尔旗石口子遗址M4全景
从墓向和随葬器物的特点显示这５座墓葬为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M1为典型的赵文化系统，M2、M3、M4、M5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文化系统。
朱开沟文化晚期遗存，花边鬲和蛇纹鬲为典型器物，少带鋬鬲，不见单把鬲及高领鬲，说明此次发掘的石口子遗址属于所谓的“花边鬲、蛇纹鬲群遗址”。由于本遗址相对来说较复杂，下限可能已经进入商代。
4.年准格尔旗脑包湾陈氏家族墓地
脑包湾陈氏家族墓地是配合陕京四线输气管道工程准格尔段的建设而开展的，年清理墓葬7座，根据墓志记载确认该墓地为唐代陈氏家族墓地。年6月至11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该墓地进行勘探，并在年发掘区的东侧及南侧清理墓葬13座（图一五），出土各类遗物余件，获得了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
图一五准格尔旗唐代陈氏家族墓地发掘区全景
本年度发掘的13座墓葬皆为带斜坡形墓道的砖室墓，大部分墓葬已被盗，砖室遭到不同程度毁坏。所有墓葬均坐北朝南，墓向介于°－°之间。墓道全部为斜坡式，南窄北宽，部分口大底小，底部呈斜坡形。甬道长短不一，拱形顶。短甬道用砖垒筑，入口及甬道内皆用砖封堵；长甬道仅在墓室人口处砥砖，其余部分为土洞式，甬道两端分别用一堵砖墙封堵，墓室结构丰富多样，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平面为甲字形的单砖室墓，共计７座（M8、M9、M10、M12、M15、M18、M19），墓室为方形或长方形，有的墓室四壁向外弧形突出。甲字形单砖室墓中以M9的规格最高，全长约20米。墓道长15米（发掘部分长12米），宽1.6－1.7米，墓道北端深5.4米。墓室平面呈方形，顶部坍塌，墓室底部用条砖铺设0.3米高的“凹”字形棺床。墓室多次被盗，残存2具颅骨以及一些动物骨骼，出土遗物有石像生碎片，石砚台、石刻墓志等。据墓志记载，墓主为“大唐故游骑将军并州隆政府左果毅都尉上柱国”张俊，第二类为船型墓，整体造型像倾覆的轮船，仅发现２座（M11、M17）。第三类墓葬的墓室一侧有砖砌的单侧室，共３座（M13、M16、M20），M13和M20的主室为正方形，M20全长7.64米，主室边长2.48米，残高1.9米，东侧室长2.28米，宽0.98米，高1.2米（图一六）。第四类墓葬的墓道一侧建有砖砌侧室，仅发现１座（M14），全长10.3米，主室为正方形，边长2.88米，残高1.91米，东侧室为长方形，长1.8米，宽0.7米，高0.63米主室为3人合葬侧室为单人葬。
图一六准格尔旗唐代陈氏家族墓地M20墓室
墓室在建造时，多采叫顺砖平置错缝砌筑，少数墓室在数层顺砖中隔一层侧立丁砖绝大多数方形主室的北部都有砖砲棺床，除了M9和M19之外，其余墓葬棺床之外的地面上不铺砖M14及船形墓的地面通体铺砖，而没有另外铺设梢床。M13残存长方形木棺轮廓，其余墓葬虽未见棺痕，但大多出有棺钉。这批墓葬以合葬墓为主，其中单人葬4例，双人葬5例，3人葬2例，4人葬2例。葬式皆为仰身直肢，船形墓出土人骨的头向朝南，其余墓葬的头骨皆朝西未经盗扰的墓葬中存在口含钱、手握钱的丧葬习俗，少数墓葬有放置家畜肢体的殉牲现象：墓室内随葬的遗物主要有陶碗、陶罐、陶俑、泥俑、瓷瓶、漆盘、漆碗、漆盒、铜镜、铜带饰、铜锁、铜项饰、铜钱、铁锅、铁剪、铁刀、石像生、石砚台、石球、镇墓石、蛛壳、墓志等。泥俑的造型丰富，有镇墓兽、武士天王俑、男侍诵、女侍俑、坐俑、伏听俑、马、胳驼、灶台、磨盘等。镇墓兽置于甬道之中，墓室人口处立武士天王俑，墓室东南部放置陶瓷器及泥质生产用具，墓室西南部放置马和骆驼，人物俑遍布墓室南部。镇墓石为河卵石，放置于墓室西南角，数量多寡不一。墓志放置于棺床中部南侧，M9为石质墓志，其余全部为陶质。
年该墓地出土了6合墓志，可辨身份的有陈禮、陈行斌、陈崇顺、陈崇顺夫人张氏，陈行斌的墓志记有“颍川陈君”，剩余2方墓志字迹不清，其中一人亦称为“陈君”，由此可知该墓地为陈氏家族墓地。本年度再次出土6合墓志，其中M20的墓主为陈素，颍川人。M18志盖上书“陈君志铭”，但志文不清。M9的墓主为张俊，先天二年（年）去世，其夫人为颍川陈氏，张俊“从附礼也”，与其妻合葬于陈氏家族墓地M14墓志漫漶不清，残存文字中也有“颍川”字样，其余墓志的志文已无法辨识。
十二连城古城曾为唐代胜州榆林县城，胜州的治所也设在城内，陈氏家族墓地即是该城外围的一处墓葬区。这批墓葬由西向东、由南向北依次排位，墓葬结构多样，规格悬殊明显，反映出家族成员之间的身份地位存在差别。从墓地勘探情况看，发掘区周围还有一些陈氏家族成员的墓葬，今后的发掘工作将会更全而地展示这个家族墓地的整体而貌颍川陈氏是以汉末名士身份起家的巨姓望族，世代传袭，名重魏晋。此次发掘的陈氏家族墓地，为研究唐代胜州社会历史、颍川陈氏的迁徙流布及葬俗葬制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5.和林格尔县西北滩制盐遗址
西北滩遗址位于和林格尔县巧什营乡鸡嘴营子自然村西北1.3公里的农田中。为配合呼和浩特机场建设，年7月－9月，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共同对西北滩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此次发掘布方面积平方米，其中、全部揭露平方米。发掘共清理坑井遗迹1个，盐灶遗迹４个。出土石制工具１件，相当数量的夹砂圜底罐残片和煎盐过程中刮撇出的含钙及石膏等成分的灰白色废料渣，以及少量灰陶制生活用具残片。
坑井遗迹，平面为比较规则的圆形，壁面经过简单加工，直径约3米，发掘深度1.6米，实际深度超过3.5米。坑井内已发掘部分，堆积多达11层，各层堆积纯净、松软、细腻，厚度8—20厘米，均为制盐过程中沉淀卤水工序形成的沉淀物。
盐灶遗迹，均为简易的地面灶。现状为集中的红烧土残块和夹砂圜底陶罐残片堆积，堆积之下为较硬的烧土面。从3号盐灶（YZ3）堆积情况分析，每个盐灶包括至少7个以上集中放置的圜底罐，圜底罐直接置于地面，之间以土块间隔和支撑，构成简易盐灶。
遗物方面，出土陶片数量较大，但品类少。皆为夹砂圜底罐残片，数量占全部出土陶片的90％以上。红陶比例较大，灰陶数量少，形制相近。此类器物特点为器壁较厚，口沿和上腹部为泥质或夹细砂，外壁拍印较细的绳纹。下腹和圜底部位夹砂比例明显增加，或者夹粗砂，外壁拍印较粗的绳纹。罐体内壁压磨光滑。圜底罐口部和腹部以下含沙量的差异，应该主要是出于受热和耐火的考虑。同时，部分罐腹残片上保留轻微的烟熏痕迹，说明使用时间较短。
根据对出土夹砂圜底罐比例、器型特点、制作特征、坑井遗迹内堆积特点、当地自然条件、以及山东和西南地区制盐遗址发掘情况的综合分析和比对，可以确认，西北滩遗址应为一处战国晚期或者汉代早期制盐手工业遗址，其制盐工艺属于早期的“卤水煎盐”法。
6.磴口县沙金套海汉墓
年7-11月，为配合G7高速公路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巴彦淖尔市考古研究所、磴口县文物管理所的配合下，对位于磴口县沙金套海苏木的汉墓群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本次发掘共清理墓葬19座。均为小型单室砖室墓，墓向多为北向或东向。依墓砖的规格，可分为小砖墓、大砖墓两类，前者的时代应较后者为早。小砖墓共15座，墓室长2.3－4、宽0.68－1.8、深0.4－1.2米，多用小砖横向或纵向斜立码砌四壁，个别墓壁为小砖平铺叠砌，券顶均已毁，部分墓壁保留小砖纵向起券痕迹；铺底多为两横两纵或一字形，也有人字形铺底，仅有两墓无铺底。大砖墓共5座，墓室长3.14－3.6、宽1.5－1.8、深0.9－1米，均为大砖横向平铺叠砌墓壁，券顶均已毁，可见梯形砖并列横券痕迹；大砖横一字、纵一字或斜一字铺底，也有大梯形砖铺底。所有墓室后部均见有棺木朽痕，棺板厚4-6厘米。葬式均为仰身直肢葬，分为夫妻合葬和单人葬两种。
共发掘出土各类遗物余件。以陶器居多，多摆放于墓室前端两侧，器物组合多为壶、罐、仓、灶、井、鼎、屋、鸮壶、俑等，其中俑、屋、鸮壶较具地方特色。其余随葬品均为随身小件，或口含，或手握，或随身，有铜带钩、铜印、琉璃耳挡、玉扣饰和“五铢”钱、“大泉五十”钱等。
较为重要的发现，为四方铜印及部分植物种子。四方铜印中的两方出于M8，均为人名私印，男性墓主为桥型钮方印，印文为“张尔”，女性墓主为龟钮方印，印文漫德；一方出于M17，桥钮方印，锈蚀严重；另外一方铜印出于M16，为桥钮“半通”官印，据史料己载应为汉时二百石以下的官吏所使用，印文为“成丞”。收集植物种子余粒，出土于M17女性墓主头部东侧，整体攒集呈直8厘米的圆形，种子个体为不规则半月形。经初步对比，与现代石榴种子较为相似，但仍需植物考古学家予以鉴定确认。
根据出土随葬品的种类与形制，初步推定这批墓葬的年代在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期之间，为汉代朔方郡内居民墓地。
7.通辽市开鲁县金宝屯辽代墓葬
金宝屯墓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东风镇金宝屯东南5公里，处于七家子辽代古墓群的西北部。墓地地处西辽河和新开河冲积平原地区，地势较为平坦。近年来，开鲁县东风镇金宝屯辽代古墓葬多次遭盗掘，墓葬破坏严重。年6月末至9月初，受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委派，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开鲁县博物馆联合对金宝屯遭盗掘严重的两座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M1为砖砌多室墓，由墓道、甬道、墓门、东西耳室和主室组成。全长约24米，墓室底部距现地表深约7米。方向°。墓道呈斜坡状，长约18米、宽4-6米。甬道口用三块长方形石板封堵，其内垒砌琉璃砖填封加固。甬道呈长方形，长4.5米、宽1.8米。甬道原为砖券拱形，现已坊塌，地面铺大长方形砖。甬道左、右两壁均绘壁画，现大部分脱落，甬道东壁北侧存一副牵马图。另外，在甬道东壁发现记载墓主人身份的墨书题记共计百余字。甬道中部左、右侧有东西耳室。东耳室平面呈方形，边长2.4米，从墓底向上1.4米高处叠涩起攒尖顶。顶部用长方形巨石封堵，墓室高约3.1米。东耳室壁画保存较差，在墓室东壁残存契丹侍者图，墓门顶部有对称云鹤图（图一七）。西耳室破坏严重，墙体残高0.5-1米。西耳室壁両也保存很差，大部分脱落，仅在西耳室墓门北侧存有身穿汉服男侍者。主室平面呈方形，边长约3.9米，墙体用绿釉琉璃砖砌制，在1.36米的高处叠涩起攒尖顶。墓顶现已经坍塌，残高约2.8米墓室内地面铺长方形青砖。在主室北部设长方形尸床，尸床为琉璃砖垒砌（图一八），墓主人骨骼也保存很差，仅剩部分头骨和肢骨。墓葬出土随葬品较少，见有鎏金马具构件、铁箭头、陶瓷残片等。
图一七开鲁县琉璃砖墓墓门处云鹤图
图一八开鲁县辽代琉璃砖墓墓室
M2为单室石室墓，由墓道、墓门、主墓室组成，方向°。墓道前端为斜坡式，靠近墓门处为石砌台阶。墓门封门石由整块巨石凿成，高2.4米、宽1.6、厚约0.20米。墓室近方形，长3.9、宽3.8、残高2.9米，从距墓室地面约1.3米处开始叠涩起攒尖顶墓东壁南侧设长方形壁龛，长1.6、宽0.7，高1.4米。墓室四壁原均有壁画，现大部分已脱落，仅剩莲花纹、云纹彩绘壁画及人物题材壁画残片由于M2曾多次被盗，棺椁和墓主人尸骨均不存。墓葬内出土了少量的遗物，包括陶瓷残片、鎏金铜泡钉、骨簪等遗物。
M1和M2两座墓葬应同屈一个家族墓地，从墓葬形制、壁画及出土陶瓷残片等分析，应属辽代中期墓葬。M1墓葬用砖均为绿色琉璃砖，此类墓葬在以往所发现的众多辽代墓葬中，是继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之后第二次发现。由此我们判断此墓的级别较高，墓主人亦应是辽代显赫的皇族。两座墓葬遗留的牵马图、人物图、对称云鹤纹、花草纹等壁画，为研究辽代契丹族社会生活、丧葬习俗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五、对外合作项目
年8-10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开展“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与发掘研究”项目。本年度对蒙古国后杭爱省乌贵诺尔苏木和日门塔拉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同时发掘了附近的温都尔乌兰乌拉土台遗迹。发掘期间，双方考古队员还对后杭爱、布尔干、中央、肯特等省区进行了区域系统调查，以克鲁伦河上游、鄂尔浑河中游、塔米尔河下游、土拉河中游流域的匈奴时期城址与聚落作为重点调査对象。
1.考古发掘
本年度对和日门塔拉城址东门遗址、中心区域红土踏道以及中城中心土台（EA）、西南土台（ⅡD）进行了发掘，共计发掘面积平方米。西城东门为单门道，门道宽5.8米，底部有坚硬的踩踏面。门墩保存较好，围绕门墩发现有柱洞，个别柱洞内尚存较粗大的木柱，推测东门原设有栅门。西城中心区域的红土踏道连接中心土台与南侧小土台，宽3.4米，残高20厘米，两侧分别发现有柱洞遗迹。中城中心土台为红土堆筑，堆积层次规整。在土台边缘发现直径约1米的大型半壁柱洞柱洞底部铺垫石板作为垫柱石，柱洞间距为3米。大柱洞外围还设有小柱洞，推测为版筑土台时的挡土柱。
中城西南土台也为红土堆筑，堆积层次大体呈波浪形。围绕土台周边也发现若干小柱洞。另外对温都尔乌兰乌拉土台遗迹进行了发掘，该土台位于和日门塔拉城址西北5公里，坐落于温都尔乌兰乌拉山前地带。总计发掘面积5%平方米。在土台顶部居中位置发现一座竖穴土坑墓。该墓葬打破土台并打破生土，墓口平面呈长梯形，头端宽1.05、脚端宽0.65、深2.65米。墓向°，墓主人为仰身直肢葬，葬具为木棺。随葬品有弓形铜项饰、陶罐以及羊骨殉牲等。该墓与年度发现的和日门塔拉ⅠA－M1相似，也应为柔然时期。土台本体为取土堆筑，堆筑方式与和日门塔拉城内土台相似，边缘也发现柱洞，柱洞底部有垫柱石。因此，推测该土台或与和日门塔拉城址年代相当。
2.考古调查
本年度对克鲁伦河流域上游匈奴城址进行了调查，该区域城址均分布于克鲁伦河上游右岸，由北至南共发现５座，分别为特日勒吉、布日和因、忽热道布、温都尔道布、高瓦道布。上述城址是蒙古国境内最早被试掘并确定年代的匈奴城址。其中，忽热道布城址规模最大、城内建筑遗迹最为丰富，堪称匈奴城址的样板。本次调查均发现城址地表有大量匈奴时期的陶片与瓦片。
鄂尔浑河中游流域目前仅发现１座城址，即道布德勒斯。位于鄂尔浑河西岸，东距河谷12.5公里，南距和日门塔拉城址60公里。城址平面呈平行四边形，周长米。城内中心有1座覆斗形土台。西南另有3座小土台，地表未发现陶片等遗物。
塔米尔河下游流域匈奴遗存分布非常密集，主要位于塔米尔河北岸山谷与向阳坡地。城址除和日门塔拉以外，由东向西另有３座，分别为查干朝鲁图、和日门浑迪、阿尔赞高勒等。城址规模、形制与和日门塔拉相似，地表很少发现陶片等遗物，仅在和日门浑迪城东米处的土台上发现了大量匈奴时期陶片。匈奴墓地均为石堆墓，由东向西包括塔米尔乌兰和硕、苏勒碧、呼都格陶勒盖、高勒毛都等，每座墓地墓葬约座。
土拉河中游流域城址均位于土拉河南岸，迈罕山南北两侧，包括迈罕山“四连城”以及詹和硕匈奴聚落。迈罕山４座城址东西排布，西城和中城较大。东面2座城址较小，南北相邻，北侧城址东北角被契丹时期古城乌兰和日木叠压。每座城址内部设置相同，均为中心一座覆斗形土台，西南方向各有3座小土台。詹和硕遗址由中蒙联合考古队于年进行过发掘，发现了年代信息明确的匈奴时期遗存。
和日门塔拉遗址的发掘，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了门址、城内台基、踏道等重要遗迹的结构、布局与建筑方法等，这对于认识该类型城址提供了重要的样本和案例。结合汉文文献记载，可以将调查区域内的城址初步划分为几个不同的类型。这些类型同时也是不同性质内涵的反映。
——转载自《草原文物》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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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内蒙古考古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