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失去青春的年华
刘占龙
5、送木梳
根据团里的布置，我们连安排了一次野营拉练。这次野营拉练的距离比较远，第一天走了整整一天，晚上到达目的地——黑泥圪旦村，在村里住了一宿，第二天返回连里，往返行程约有华里左右，是历年来强度最大的一次野营拉练。这次拉练没发生任何事故，也没有出现一个病号，可以说是圆满完成任务。连首长一高兴，就给全连战士放了一天假。
俗话说百密必有一疏，虽然没发生大事，但是在枝节问题上还是出现了一点小纰漏。
早晨，一个女排排长来找副指导员谢正林，她们排的一个女战士住老乡家，借用老乡的梳子忘了还，带回连里了。她现在把梳子交给谢副，问怎么办。
这是一把普通的木梳，按其价值来说也就几毛钱。这么远的路，如果专程派人送一趟不值当。不送吧，当地老乡的生活很困难，每天一个壮劳力的劳动所得（10个工分）只值1毛多钱，买这么一把木梳得几天或十几天的劳动所得，让人于心不忍。再说我们天天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天天讲“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碰到实际问题就打折扣，会给老百姓造成不好的印象，影响军民关系。
送还是不送，谢副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谢副指导员在连里具体负责共青团、宣传等工作。从自己的工作角度出发，如果派人把木梳送还老乡，一则符合我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光荣传统，表现我连过硬的思想和扎实的作风，也体现出军民鱼水情的亲密关系；二则这是一份不错的素材，如果引导得好，老乡再说几句时髦、得体的话，我们就此事写一篇报道稿，投给《兵团战友》报，说不定可以见报，为连里争得一份荣誉，可以说是一箭双雕。想到这里，谢副决定派连里的报导员迟正谅、谢梅英去给老乡送木梳。
天气阴沉沉的，随时有下雨的可能。吃完早饭，她们俩就赶着驴车出发了。
这两人整整走了一天，直到天黑了也没有音信，谢副有点忐忑不安了。社会上阶级斗争异常复杂，有时刻想着反攻倒算的地富反坏，有不甘心灭亡的右派分子，有随时想搞破坏的敌特，这么多阶级敌人都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这两个女战士万一……想到这，他浑身汗毛直竖，不敢往下想了，就让我和通信员韩成去迎一下她们。
我们到马号骑了两匹马就匆匆忙忙向黑泥圪旦村出发了。
这时，刚下过一场雨，路上泥泞不堪，天黑乎乎的像锅底，阵阵秋风吹来，带来一丝凉意。我们备好马又去她们宿舍看了一下，确认还没有回来，才骑马穿过菜地。在过猪号房子后面菜地和庄稼地中间的农渠时，我骑的小黄马先越了过去，韩成骑的小红马在腾身跨越的一刹那，随着马的跃起，他突然被掀了起来，整个人抛到空中，然后重重地摔到渠背上。吓得我“哎呀”一声，叫声刚落，韩成已经从地上站了起来。我边问“怎么样？”边下马，他连忙说：“没事，没事。”把马鞍子扶正，把马的肚带又往紧勒了勒，“刚才没勒紧，滚鞍了。”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他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连身上的泥也没顾上擦，就翻身上了马。
韩成骑马的技术很高，所以他骑的是比较调皮的小红马。这匹马全身火红色，只有鼻梁上有道白，四肢肌肉发达、强健，跑起来风驰电掣，像飞一样。虽然赶不上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六骏，但也有马踏飞燕的雄风。不过它有个毛病，跑起来后会“闪”人。说白了，就是比较坏，跑起来后会突然掉头兜一圈，骑马的人猝不及防就会摔下来，去年小木匠张存厚就被它把腿摔断了，至今还在包头住院呢。知道它的这个坏毛病的人会提防这一手，骑术高的人也不会被它甩下来，只要过了这一关，它就会心悦诚服地驮着你，一口气跑上十几里地。如果被它“闪”下来，它也不会自己独自跑了，而会迈着傲慢的步伐慢慢地踱回来挑衅地看着躺在地上的你，好像在说：“小子，想和我玩，回家再练两年吧。”
我骑术平平，从不敢骑这种烈马，尤其小木匠被它摔坏以后，我对它更是敬而远之。今天晚上我骑的是小黄马。小黄马跑起来没有小红马那样快的速度和耐力，但比较老实，没有成心“闪”人的坏毛病，一般骑术的人都可以驾驭，所以选择骑它的人也比较多，这真应了那句老话：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
我们绕过猪圈，上了猪号西边的斗渠。这条渠是附近农村的，渠背上没有树，可以放心大胆地骑马走。渠不长，过了渠的进水口有条土坝，过了这条坝不远就到了观灯圪旦村。
村里黑咕隆咚的没有一点亮光，静悄悄地，毫无声息，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早就进入梦乡了。除了黑乎乎的房子外，什么也看不清，只能凭感觉，让马沿着大车道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耳中不时传来马蹄子踩到积水时“啪叽”“啪叽”的响声。
出村走了一会儿，上了一条南北大道。这是条战备公路，虽然是土路但路面平坦，比地面高出好多，两侧挖了排水沟，所以路面没有积水。韩成在前我在后，我们开始纵马急驰。
乌云渐渐地散了，天也不像刚才那样黑漆漆的，周围物体显现出了或高或矮或圆或方奇形怪状的轮廓。
我们撒开缰绳跑了一会儿，两匹马就累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了。我挺奇怪，问韩成：“怎么搞的，这马跑不起来呀？”“你想啊，这马出去一天了，刚回来时间不长，还没吃几口呢就让咱俩骑出来了，它能跑得起来吗。”韩成用手擦了擦马脖子上的汗接着说，“小红马自从归连部以后，马号的人就不好好喂了。草还马马虎虎，关键是不给喂料了。我上午骑着它到团部跑半天，中午歇不了多长时间，下午就又让人骑走了，马号的人也管不了。不过邸子到马号后就好多了。”
邸子叫邸锦森，是呼和浩特市一中的68届高中生，韩成的哥们儿。到连里后一直赶大车，因为患胃下垂刚调到马号。
我俩就这么跑一会儿走一会儿，大约半夜才到了黑泥圪旦村。
这里的村子不像内地的村子，方方正正的，有规划，讲格局，为了节约土地，宅基地都很小，房和房紧紧地挤在一起，没有一点缝隙。这里有的是土地，所以村子的结构比较松散，一家和一家都离得比较远，不挨着，各自占着有利地形。村里的路也是依据房子的位置经过多年人踩畜踏，慢慢形成的，左一条又一条弯弯曲曲地张扬着个性，充分体现出农民自由散漫的特征。
根据谢副告诉的位置，我们很容易找到了房东。当我们把房东叫醒，问她送还梳子的事时，她告诉我们那两个人还了梳子赶头晌午就走了。其他情况不清楚，我们只好往回走。
回去走的是大路。
不知什么时候天已经晴了，虽然四周依然被黑暗笼罩着，但在淡淡的月光下，路也能大致看清楚了。
塞外的10月已是深秋，快下霜了。尤其在这后半夜，小风一吹，让人感到阵阵寒意。这时的我们是人困马乏，饥肠辘辘。
虽然我早饿了，但是作为一名共青团员、班长，为了起到表率作用，必须得忍着。韩成可憋不住了，“我饿的不行了，你饿吗？”“我早饿了。”“那家人真是，也不起来让咱们进屋待一会儿，喝口水。”韩成埋怨着。“再给你烙两张油饼，烫壶酒，美死你。”我善意地和他开着玩笑。这里老乡说的油饼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烙饼，因为放的油多所以叫油饼，是当地招待客人的一种食品，平时吃不上。“酒就算了，要是有油饼吃就好了，我得照10张吃。”韩成情不自禁地咽了一下口水说道。停了一会儿他又遗憾地说：“今儿晚上吃饭时也没从食堂多拿两馒头。”就这样我俩有一句没一句地边闲聊边走。我模模糊糊看见前面有黑乎乎一大片像是村子，我问他：“那儿是不是韩六圪旦？”他一看来精神了，“咱们快到团部了，快点吧。”我们松开缰绳让马又跑起来。
我们没进团部，沿着向阳渠一溜小跑回了连里。
昨晚上累坏了，第二天我们一直睡到快吃中午饭才起来。谢副告诉我们：“昨天你们俩要是走大路就好了，上向阳渠不远就碰上她们了。”听了这话，我俩差点没背过气去，原来我俩全是冤大头。
6、为老穆翻案
中午吃饭时碰到王金堂，他告诉我，老穆的申诉材料写好了，问什么时候给送去，我想了想正好今晚上连里没安排活动，就约定了晚上去。
吃完晚饭我俩去了老穆家。
老穆叫穆天保，是原场就业职工，约有50岁左右，原武汉某厂工人。50年代初因强奸罪获刑，在内蒙古劳改，先在包头当电工，后来到了建丰农场1队当瓦匠。兵团成立后，一直在连里干些修修补补的工作。我曾给他当过好长时间小工，先后修过水房的烟囱，抹过库房的山墙，给礼堂墁砖，给厨房做水池子等等。
因为是劳改就业人员，所以老穆平时很少说话，尤其是历史问题从来没有和人谈过，只知道默默地干活。如果问他一些技术问题，比如：什么是二四墙？墙的拐角怎么砌？这些问题他愿意回答，而且解答得很详细。如果问他自己的问题或是问有关连里的历史，他都沉默不语。在这个时代，一般底潮的人或者是有渣的人都采取少说为佳的态度。俗话说祸从口出，历史给了他们这些人太多的教训，所以他们大多沉默寡言。
老穆有个和谐的家，爱人没工作，在家操持家务，有一个养子在团部工作。老穆的爱人比他大，究竟大多少连里没有人知道确切岁数。一般来说，女人比男人显老，像他这样的年龄，如果女人比男人大几岁就更显老。他老伴走路又颤颤巍巍的，人们都说他老伴比他大20多岁，当然这些都是猜测。
不过有一次确实闹了笑话。
那是修水房烟囱的时候，老穆在水房顶上砌烟囱，我和T当小工，负责搬坯、和泥，往房顶上铲泥。按说活儿不多，但老穆是慢性子，活儿干得挺细，就是慢。拆烟囱、砌烟囱和抹房顶，这点活干了整整一天。下午快下工时，从连部方向过来个老太太，径直朝我们走过来。老太太是圆脸盘，瘦瘦的小个子，走路慢慢地，很小心的样子。很明显，老太太是来找人的，当然不可能是找我和T，因为我俩谁都不认识她，周围又没有别人，那准是找老穆的。这种推理用不着福尔摩斯，谁都能判断出来。这时老穆正给烟囱抹最后一道掺了麦秸的泥，不知他看到老太太没有，只见他目不旁视，依然抹得那么精心，那么专心致志。T出于好意就提醒老穆：“老穆，你妈来了。”老穆没说话，手里的活也没停。T以为老穆没听见，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老穆依然没说话。T见老穆不说话就有些撮火，心里说了，你个劳改犯，装什么大丫挺子，好心告你吧还装没听见，所以就在老穆身后做了个鬼脸。这时老太太已经站在离水房不远的地方了，仰起头喊老穆，老穆从房顶上下来说了几句话，老太太就走了。
当时我也替T鸣不平，觉得老穆有些过份。后来与劳改就业人员老邓一块儿浇地，说起这事才知道那不是老穆他妈，而是他老伴，难怪T叫他的时候他不说话。
这事成了全连的笑话。
这次老穆找我是因为他20年前那个案子。
在他家，他跟我详细说了当时案子发生的前后情况。据他说事实是这样：
那时他20多岁，在武汉一个工厂当工人。人们都知道武汉是全国三大火炉之一，夏天特别热，在屋里待着就跟在蒸笼里坐着似的，闷得人喘不上气来，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晚上热得人根本无法入睡。所以一到傍晚人们就扛着竹床在外面占地，等吃完饭再出来乘凉，晚上就在竹床上睡觉，第二天早晨把床收拾起来才去上班。由于人多地小，一般人们又都想占一块通风好的地盘，因此为占地几乎每天都发生争吵。老穆为人忠厚老实，当时还是一个没结婚的单身汉，他的床每天都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从没有与人发生过争执。有一天吃完晚饭出来，他发现原来放在老地方的床不知让人搬到哪儿去了，那儿放了一张别人的床，他找了半天才在房后找到自己的床。他有些不高兴，但他是个随遇而安的人，不愿意惹是生非，当时什么都没说就在那儿休息了。第二天他一下班就又把床放在原来的位置上，可是吃完饭一出来发现床又没了，到房后去找也没找到，在胡同里转了半天才发现床被人立着放在一个旮旯里。这时他真有些撮火，他想，谁要占这块地方说一声，我给让出来就算了，天天把我的床到处扔这叫什么事啊。他恨不能找这个搬床的人打一架，但转念一想，在哪儿睡不是睡呀，为这点小事打架不值得，有事明天晚上再说吧。
第二天傍晚他把床放好后，没去吃饭，站在远处看着，想弄明白是谁这么缺德非要占这块地方。一会儿从隔壁出来两个妇女抬着一张床，年龄大约都在40岁上下，直奔他放床的地方走去。这两人把床抬到老穆的床跟前放下，把老穆的床拖开，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把自己的床放到老穆原来放床的位置上，抬起老穆的床往胡同口走。“这次给他甩远点，让他下辈子都找不到。”老穆看到这种情况是怒不可遏，三步并做两步冲到这两人跟前，大声质问道：“你们凭么事动我的床？”“凭么事动你的床？你的床放得不是地方，晓得不？我跟你讲，滚远点，要不走，老娘我给你点颜色看看。”其中一个五大三粗，长着一对三角眼，满脸横肉的妇女用手指着老穆的鼻子蛮横地说道。老穆见她这么不讲道理，气得双手直抖：“你个妖姑养的，我先给你点颜色看看。”还没等老穆动手，那个女的已经扔下床一头撞到老穆的肚子上，把老穆撞了个趔趄，就这样两人扭打在一起。邻居们赶紧过来把他们两人拉开。
老穆平时与邻居来往不多，他不知道这个女的是远近有名的泼妇，女牛二，这次打架是捅了一个马蜂窝。过了没几天，他就被这个女的和她的几个女友以强奸罪名告到派出所，随后被抓走、判刑，然后被送到内蒙古服刑，这一送就是20多年。
我在团部看过我们连这几个劳改就业人员的档案，他们的档案分主档和副档，主档里面装的是当年犯案时公安部门的侦查材料和法院判案时的起诉书、证人的证明材料等等。我记得老穆案子的大致情况，除了起诉书之外，大概有三四份证人的证明材料，在证人签名的名字上或旁边，都摁着鲜红的指印。在我的印象里，好像没有法医的鉴定书，这是一份关键性的文件。当时刚解放，百废待兴，可能还没有这个制度，所以就缺少了这份至关重要的文件；或者说原本就不可能得到这样一份鉴定书。
老穆被判刑后，也多次申诉过，但都没有成功。近来受知青落实政策的影响，他那已经冷透的心仿佛又复苏了，决心再试试，再争取一回，希望像窦娥一样的自己能碰到清官，使自己20多年的冤案昭雪，还自己一个清白，还历史一个公道。
那天晚上，老穆把我请到家里，含着眼泪向我讲了他的遭遇，请我帮他写一份申诉状，他的老伴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不时用手背抹着眼泪。连里那么多知青为什么会找我呢？我想，无非是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是我给他当过小工，和我比较熟；其次是觉得我人比较老实可靠；第三认为我是文书，会写这一类文章。殊不知我只是徒有虚名，根本就不知道申诉材料怎么写。当时我就向他推荐我的老大哥、好朋友王金堂，我想由他执笔写应当没有问题，老穆当即表示同意。想不到这么快王金堂就把材料写好了。
王金堂的申诉状写得非常好，思路清晰，事实充分，洋洋洒洒有六七页。他的字写得刚劲有力，俊逸飘洒，可称得上是硬笔书法的字帖。漂亮的文章加上漂亮的书法，二者是相得益彰。但是缺乏推翻这个案子的证据，即使提供了一点线索，法官肯不肯下工夫调查就不得而知了，事情毕竟过了20多年，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老穆家住在最南面的那栋家属宿舍靠西边第二家。我二人一进去，老穆和他老伴就热情地让坐。
虽然是一间屋子半间炕，炕上也像其他人家一样铺着席子，但炕席擦得很干净，炕的一边放着两只板箱，被子整整齐齐地码在箱子上面，用一块床单盖着。灶台是用砖砌的，擦得一尘不染，连盖着铁锅的那只木锅盖上面都没有一点油渍。
我们两人坐在炕沿上，王金堂向他们老两口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写作想法和思路，老穆又拿起材料仔仔细细地看了半天，边看边不停地用手背擦着眼泪，看完后他非常满意，不禁感慨地说：“要是当年有人能帮我写这么一份材料就好了。”这份材料使他想起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只见他老泪纵横，哭得像个孩子似的。
夜深了，我看着放在办公桌上那个厚厚的信封和信封上老王写的“湖北省武汉市××区法院负责同志收”几个龙飞凤舞的钢笔字，感慨万千，没有丝毫睡意。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对任何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上帝在这点上是绝对公平的，不给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开后门，无论他是尊贵无比的皇帝还是卑微下贱的贫民。但是在人生旅途中，机会对每个人来说并不是均等的，有的人能赶上好机会，一旦抓住，就能改变一生的命运，从此飞黄腾达；有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或许一生也没有碰到一次好的机会，或许也有好的机会，但他没有抓住，从此一生都默默无闻；有的人不仅没有碰到好的机会，反而遇上坏的机会，从此生活就江河日下，一泻千里，连想默默无闻地过清静日子都不可能。在这点上，上帝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没有给每个人提供同等的机会。
老穆就属于这最后一种人。
我很清楚这种案子翻案的希望渺茫，但心里还是默默地为老穆祈祷，希望这份材料能给他带来好运。
7、我被推荐上大学
“”，这不是法国路易十八白葡萄酒生产年代的标记，也不是保险柜的密码，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数字，就是这个普通的数字却像刀雕斧凿一样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让我永远无法忘记。因为它记载着我的历史，一个知青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度过的漫长的日子——天。
5年零1个半月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转眼即逝的瞬间，但在人的一生中却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试想，人的一生能有几个5年，更何况是五年的青春年华。用金色的年华伴随这片贫瘠的土地，伴随这漫漫黄沙和枯萎的塞草，让人感到无限的悲凉。
明天，对，就是明天，年10月8日，我将离开这片生活了5年的土地，结束苦行僧式的日子，回到我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故乡——北京，去圆梦，圆一个工人的儿子这辈子想都不敢想的梦——上大学，而且是一所名牌大学。此刻的心情仅仅用“高兴”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说是“心花怒放”、“踌躇满志”。
我感谢上苍，感谢指导员宋世民和连长许炳荣，感谢副指导员唐月珍，感谢党支部委员白文好及支部的全体同志，是他们提名使我成为上大学的候选人；感谢全连个投我票的兵团战友（全连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人没投我的票），感谢给予我帮助的所有同志和朋友，给了我这个千载难逢改变命运的机会，让我圆了大学梦。中国有句老话：大恩不言谢。我知道他们对我的帮助绝不是用“谢谢”两个字所能表达的。
人有时真是很怪，过去天天盼着能离开这里，总是没有机会，为此苦恼得不知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现在终于要走了，心里又有点恋恋不舍，对这块土地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情感，有一种斩不断的离愁，搅得人心烦意乱，六神无主。
昨天晚上，连首长给我们几个上学的同志举行送别宴会，参加宴会的只有十来个人。菜是食堂做的家常菜，酒是团部自已酿的白酒，菜不丰盛但很实惠，酒不甘甜但很浓烈，比酒更浓烈的是连首长的浓浓厚意和殷殷之情。在这种场合，指导员、连长都没有了往日的威严，多了一些友爱和柔情，没有了上下级关系的约束，成了我们的朋友和兄长。大家在一起开怀畅饮，促膝交谈，回忆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感慨万千。
在这里我们一起生活了五年，个日日夜夜，这里的每条渠，每块地都有我们淌下的汗水，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在这里，我们流过泪，流过汗，也流过血；挖过渠，打过场，也割过麦子。在这里，我们曾经播过辛勤的种子，也曾有过幸福的收获；曾有过欢歌笑语，也曾有过悲欢离合；曾有过梦绕魂牵的日子，也曾有过该诅咒的生活；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人无法忘怀。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异常地复杂，或者说是非常的激动，激动到无法自持的地步，所以只好提前退席。
有位诗人说过：“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上大学对我来说是改变我命运的关键一步，是人生的转折点，它必将改变我人生的轨迹，使我走向更辉煌的起点。从此我将告别人心涣散、前途叵测的兵团生活，重新走进校园。那是一个斗、批、改的新舞台，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战场，红色工程师的新摇篮。
今夜星光灿烂，从北斗七星西沉一直望到启明星升起，我没有一点睡意，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在脑海中闪过。
这5年中，有过两次惊心动魄的经历，差一点儿让我命丧黄泉，幸亏苍天保佑，使我化险为夷。
第一次是年春天，我刚到连部班不久，靳卫东作为新上任的司务长亲自拉着排子车步行十几里去团部拉酱油、醋，直到天黑了还没有回来，副指导员谢正林让我去团部接他。我到马号时，马都放出去了，就给了我一匹骡子。我只好给骡子备好鞍子，骑上往团部走。
这匹骡子我骑过，平时觉得还可以，没难为过我。今天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就是不走，怎么拽马嚼子都不行。在通往向阳渠的路上好不容易走了有一半，从小树林斜插向大路的小道上突然有一个黑影一闪，骡子一下子就惊了。它猛然转身调头往回跑，我在鞍子上坐不稳被甩了下来。这时左脚已经离开了马蹬子，可右脚被套在马蹬子里抽不出来，整个身体悬在骡子的左侧，被拖着往前跑，瞬间我脑子里闪出一个可怕的念头“完了，这辈子就这么交待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忽然急中生智，用悬空的左腿绊了一下骡子的前腿，骡子打了个趔趄，一条前腿差点跪倒，整个身子瞬时低了下来。就在这刹那间，我被拖着的身体摆脱了被拖着走的被动局面，在地上找到了一个支撑点，用这千分之一秒的时间，我把右脚从马蹬子里抽了出来。骡子跑了，我在地上躺了半天才爬起来。
起来后，走了几步，浑身上下检查一番，虽然心跳得很厉害，但感觉还行，除了衣服撕坏，身上有些地方擦伤之外，胳膊、腿都还健全。
实际上谢副是瞎操心，我是瞎搭忙，靳卫东早有“她”在关心了。
第二次遇险是去乌不浪山口拉沙子。
那天早晨，机修连让我们连派人去装车，因为临时找不到人，连长就让连部班的人去。说起来连部班人不少，有十来个，但真正能出去干活的人并不多，每次往外派人，都是我自己把自己派出去，这次也不例外，只增加了一个董凯。
拉沙子的车是胶轮拖拉机。
往乌不浪山口去的路是高低不平的土路，除了我们两人之外，还有外连的两人。我们四个人坐在拖斗里，被颠得东倒西歪，槽帮很矮，站不起来，只能扶着槽帮蹲着，这样身体可以随着车斗的颠簸而上下起伏，减少被弹起后摔下去的力度，至于拖拉机的胶轮卷起的尘土把我们几个人都变成了土地爷这种事根本就顾不上。
拖拉机跑了1个多小时，跨过前面的一座桥就是乌不浪山口了，我们暗自庆幸，为即将熬出头长出了一口气。拖拉机在过桥时，突然拖拉机头与车斗之间的牵引三角架左侧开焊了，车斗在拖拉机头的牵引下猛然向右侧冲出，撞向桥边上低矮的栏杆。这时我正双手使劲握着槽帮蹲在车斗的右侧，清楚地看到十几米高的桥下有一条细细的小河在缓缓地流着。车斗右前侧车轮撞到栏杆后被栏杆挡住了，后轮在拖拉机牵引力作用下翘了起来，这时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心想“完了”，掉下去必定是骨断筋折一命呜呼，我仿佛看到死神狰狞的面孔和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忽然“嗵”的一声，翘起的后轮重重地落在了桥上，当时我们几个人都吓儍了，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呆着，愣了半天才意识到车斗没有掉下去。
总算大难不死。
我的思绪依然在这5年走过的道路上扫描着，一件件往事，一幕幕场景都立体地呈现在面前，一切的一切都历历在目。
在这5年中，我认为对工作是尽了百分之百，甚至可以说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努力。据说内蒙古后套平原有三大累活：挖渠、脱坯、割麦子，我干过其中的两项：挖渠和割麦子。尤其是两次挖渠，使我终身难忘。
第一次是年4月底5月初，全团刚在向阳渠搞完大会战不久，我们1排挖1号地的排水渠。当时虽然已经是春天，但是挖到3米以下还是有冻土层。
那天上午，排水渠已经挖到了向阳渠大堤下面，只剩下冻土层上最后一点泥，十几个人站在排水渠两边拿铁锹往上铲，泥在冻土层上滑来滑去怎么也铲不上来。按计划我们排干完这点活要转移到别的地方，可这一点泥铲不出来就走不了。“这么窝工哪行？”我毅然脱了鞋和袜子，挽起裤腿就跳了下去，挥锹干了起来。这个季节在内地已经能游泳了，但在内蒙古高原却还是冰冷刺骨，脚踩到冻土层上跟踩到针尖上似的扎得钻心的疼，一会儿脚和腿就冻麻木了。我把铁锹使得飞快，拼命地往两侧渠边上铲泥，不一会儿身上就大汗淋漓，把衣服都湿透了，但两腿却一点知觉都没有。大约半个小时我就把泥全部铲出来了，战友们赶紧让我回连里洗脚穿鞋。
从此我的腿落下了毛病。
第二次是年初冬，全团在6连搞挖渠大会战，那时我在连部当文书，但还是参加了这次会战。
那天，狂风怒吼，西伯利亚寒流第一次袭击了内蒙古后套平原。我在工地上拼命地干活，居然没有一点冷的感觉。下工后，我们连部班的几个人回到屋里，赶紧找柴火生炉子。炉子点着后，屋里渐渐地暖和起来，我们几个人围着炉子烤火。医生孙金浦坐在我旁边，忽然指着我的耳朵叫了起来：“你的耳朵怎么了？”当时我一点感觉都没有，让他这么一叫，我赶紧用左手摸了摸耳朵，发现它像炸虾片似的渐渐胀了起来，一会儿就变得和猪耳朵一样大了，而且还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同时感到火烧火燎地难受。孙金浦当时就把我推到了外屋，说：“你的耳朵冻坏了，不能再烤火了，再烤耳朵就掉了，今晚你就睡外屋吧。”我一听吓坏了，忙问老孙怎么办。他告我，冻伤没有关系，养一段时间就好了，而且还告我咱们没有治冻伤的药，你只能坚持一下。当晚我一人睡在冰冷的外屋。
冻伤十几天以后才好。
由于我的不懈努力，年5月31日团支部通过了我的入团申请，6月27日团工委批准为正式团员，是连里第一批加入共青团的青年之一。年1月19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令人羡慕的共产党员，那年我20岁。
在这5年中，我多次被评为“五好战士”，受连嘉奖两次，团嘉奖三次，参加团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代表大会（简称先代会）两次，2师先代会一次，巴彦淖尔盟先代会一次（当时兵团是作为特邀代表参加的，一共去了5个人，一个现役军人，5个兵团战士，我们5个人有一张照片登在巴彦淖尔盟报上）。
现在要走了，朋友们对我还是依依不舍的，前天我们十几个人去团部专门照了一张集体照，在现场我借了一匹大黑马，以团小卖部为背景，骑在马上照了一张纪念照，作为我兵团生活的永久纪念。
老大哥、好朋友王金堂特意为我做诗一首，名为《送占龙上大学》：
芦花飘扬弥大野，秋风万里扫地无。
君与塞鸿同飞去，壮歌一曲响穹庐。
数载相知常絮语，临歧不作儿女哭。
我思功成班定远，君攀高峰动三都。
这几天，我把照片整理了一下，猛然想起自己已经23岁了，接近而立之年，也挺感慨，胡诌了小诗一首：
集成蓦感泪横流，虚度年华二十秋。
何时凡业创壮举，慰众人望吾志酬。
但愿今后的岁月不再虚度。
东方出现了鱼肚白，天要亮了。
唐月珍和张鸿任已经把饭做好，叫我过去吃早饭了。（全文完）
赞赏
